从学术史角度看，国内外学者对《笔记》的研究显然是不足的，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给予《笔记》应有的重视，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学术界对《笔记》进行研究的诸多成果。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从《笔记》国外研究状况、《笔记》国内研究状况以及研究《笔记》的代表性文献摘编三个方面探讨《笔记》的研究状况。
◎第四章 《笔记》国外研究状况
从研究内容看，国外对《笔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哲学三个领域。与之相对应，本书也从这三个方面介绍《笔记》在国外的研究状况。
一 《笔记》的民族学视域研究
民族学是西方国家（主要指英、美、法、西德等国）在19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的需要而产生的。【1】《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民族学的解释是：“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民族的起源、风俗习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基本对象是形成该民族面貌的民族日常文化的传统特征。”【2】对于《笔记》，国外许多学者从民族学视域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与论述。掀起《笔记》研究热潮的第一人是劳伦斯·克拉德，他对《笔记》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克拉德认为，在《笔记》中，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在进化序列中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直线行进的发展过程。在《进化论、革命和国家：马克思与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卡莱尔、摩尔根、梅恩和柯瓦列夫斯基的批判关系》一文中，他写道：“人类的历史是非连续的一系列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是按照组织生产和实施生产的不同方式而划分的。因此，人类史是严格意义上的进化，因为它是由于某一阶段中固有的、在不间断的序列中与后面阶段相联系的力量，从另一个阶段产生一个阶段的发展；同样，也是由于两个发展阶段共有的固有力量的影响，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3】此外，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托马斯·博托摩尔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笔记》中，马克思反对当时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化演变学说，主张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是根据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特殊机制发展的。【4】
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多元决定论”的观点，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克拉德认为，在《笔记》中，马克思含蓄地接受了摩尔根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形成之前存在的阶段概念，即把氏族的解体和亲属关系的原则变成历史的原动力。【5】对此，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持有“马克思‘多元决定论’”的观点。【6】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运用自己以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人类学和古代历史时，着重强调了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他的‘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方法，表明了他对自己以往‘经济决定论’的否定。”【7】针对这一观点，克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单讲亲属关系，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总体的普遍理论：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部落、克兰、氏族或群体，建立在邻居关系、邻近关系上的地区、农村公社或群体；以及协作团体、联合团体、世袭的和自愿的团体。与由于恩格斯的那本著作而流行起来的表述比起来，这是一个更广阔、更科学的恰当表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代集体（氏族、部落、农村公社、协作团体）的解体以及与古代集体相联系的平等友爱上。”【8】除此之外，克拉德还认为，在《笔记》中，马克思批判了梅恩提出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决定因素是位于所有其他事物之前的经济，而不是法律与道德。【9】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史的研究以及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是《笔记》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自1853年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和人类学以后，逐渐对经济学失去了兴趣，到了后半生，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原始社会形式崩溃的问题上。【10】英国学者特奥多尔·汕宁也提出：“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认识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发展史上有多种道路，而人类学笔记则说明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认为马克思这一笔记为解决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不那么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主义前景等重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11】汕宁进一步提及：“马克思晚年的许多著作证明，他对古老的俄国公社在革命之后的社会中可能复兴寄以很大希望。”【12】安德烈耶夫等苏联学者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认为《笔记》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笔记，与马克思晚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共同服务于晚年马克思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13】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5卷《说明》中也提到，马克思的笔记中大量保存了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史的研究。【14】
在安德烈耶夫等苏联学者看来，《笔记》中还包含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所做的笔记，是五个笔记中最符合马克思晚年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这一主题的笔记。因此，该笔记的主题毫无疑问就是探索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才是柯瓦列夫斯基研究印度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初衷与主要目的。【15】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前言”中明确谈到，他之所以对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秘鲁等国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产生浓厚兴趣，“首先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土地占有制的古老形式至今还保存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还在我们眼前进行着；其次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已经消失的土地占有形式的残余还非常之多，有助于清楚地阐明土地占有制组织形式的原始状况”【16】。
关于公社与资本主义的关系，A.H.叶雷金从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笔记》的思想，从而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认为，应该把有关人的社会活动的各种资本主义形式与在交换联系、商品货币联系等领域中产生的个体间的关系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将其作为人与人直接联系的各社会系统的总体看待。【17】此外，古拉姆·科拉纳施维利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重点在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亚细亚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主要适用于部落制度，从基本的社会经济观点来看，那种社会的基础是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没有剥削，换言之，是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但是，摩尔根没有谈到以农村公社为基础，通过政治上层“联合”成一体的亚细亚社会。然而，关于部落制度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使得马克思与恩格斯否认了早先关于亚细亚社会的突出特点的概括论述，并且得出东方进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形态与西方一致的结论。【18】
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了解摩尔根关于部落制度的理论之后，并没有改变原先对亚细亚社会的看法。【19】对这一观点，劳伦斯·克拉德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亚细亚社会的最终看法彼此背离，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克拉德在提及马克思始终没有改变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时，并没有详尽叙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变性的问题。在K.A.魏特夫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理论，然后又把它放弃了，因为他们担心****国家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再生，并断言那个社会也会像亚细亚国家那样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20】
二 《笔记》的人类学视域研究
人类学，英语Anthropology，源于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研究），原义指人的科学研究，后来具体包括人类体质形态的研究和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综合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精华思想，对人类起源及其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涉及婚姻、家庭、氏族、部落的产生和发展，也涉及古代公社与古代国家的兴衰。【21】从这层意蕴上来说，《笔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本关于人类学研究的著作。自从《笔记》公开问世后，西方学术界便掀起对《笔记》的研究热潮。虽然西方众多学者都是从人类学视域研究《笔记》，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关于《笔记》的主题与核心内容，有学者把《笔记》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人类学理论问题，并将人类学视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线索。比如：“第一次系统出版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不仅将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著作的笔记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并明确地将笔记的主题界定为经验的人类学、民族学或社会学。他认为，人类学理论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作的核心对象和问题……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的笔记，是对青年时代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回归，晚年笔记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即在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经验人类学’的研究，笔记和其它同时期著作通过对人类史前社会、文明起源等人类学问题的经验的分析，丰富和具体化了他早年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抽象理论。”【22】
除对《笔记》主题进行研究之外，西方学者还就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就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莫里斯·布洛克认为：“马克思在晚年之所以转向人类学的研究，目的既在于通过对史前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来论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研究所得出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史前社会的适用性，又在于以史前社会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同时，马克思也是为了探讨在他早先无法想像的俄国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23】关于马克思写作《笔记》的现实意义，美国学者杜娜耶夫斯卡娅和英国学者特奥多尔·汕宁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杜娜耶夫斯卡娅提出：“马克思的这一笔记开辟出了人类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在马克思的这一宝贵的笔记中，‘埋藏着一条通向20世纪80年代的小道’……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24】杜娜耶夫斯卡娅的研究表明：“《笔记》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历史的经验资料，特别是人类的史前史，没有人类学的历史资料，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就不能进行。”【25】特奥多尔·汕宁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学笔记说明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认为马克思这一笔记为解决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不那么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主义前景等重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26】
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与写作《资本论》的关系，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思想是对先前思想的一种‘断裂’，认为晚年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的兴趣逐渐衰退，或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研究视角和理论兴趣最终转向了经验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27】比如，美国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重点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自1853年起，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减退了。为了研究社会，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人类学，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马克思后半生所研究的正是社会学的地质学，即人类历史的一个地层如何被人类历史的另一个新的地层所淹没……以便了解每一种社会的独特结构及其独特发展道路。”【28】由此可见，莱文把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写作《笔记》，看做是对《资本论》写作的中断。相对莱文的观点，英国学者特奥多尔·汕宁则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所谓“认识论上的断裂”，也没有出现衰退。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的特征，汕宁认为：“早期是带有‘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假说成分的诡辩理论；中期提出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的多线论（或双线论），并假定资本主义将会一统天下；最后承认在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各种成分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其中也可能孕育社会主义成分）多向性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由各种成分互相依存而带来的多相性。”【29】由此，汕宁得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探讨人类学这个新领域而放弃《资本论》的创作。此外，马克思学家杜娜耶夫斯卡娅在分析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分期的观点之后认为：“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在设计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像近来一些些社会学论文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放弃他毕生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所作的分析，更不是取消他所发现并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新天地。恰恰相反，马克思在深入考虑他四十年来所思考的人类的发展和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都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同时又始终不逾地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命运。”【30】从杜娜耶夫斯卡娅的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并不赞成马克思写作《笔记》是对先前思想的“断裂”这一说法，而是认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即法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和北美的激进派“辩证人类学”，在对《笔记》进行研究后，阐发了本学派的观点。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主要以毛里斯·戈德里埃、克劳德·梅雅苏和埃曼努伊尔·泰勒为代表。这一学派认为：“马克思在运用自己以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人类学和古代历史时，着重强调了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他的‘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方法，表明了他对自己以往‘经济决定论’的否定。”【31】在结构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问题，结构主义学派是把人类学当做一门科学加以改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来建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论【32】。北美激进派“辩证人类学”主要以斯坦利·戴蒙德教授为代表。这一学派特别支持马克思对古典古代社会的颂赞，他们“不承认使用‘原始’和‘文明’这种把古代和现代人类划分高低优劣的术语，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当做一种‘哲学人类学’（‘人本学’）……这种人类学是对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进行研究，人类学家的作用在于‘对我们自己的文明进行无情的批判’”【33】。由此可见，从人类学视角对《笔记》进行研究时，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是把人类学当做一门科学加以改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来建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论，这种人类学同社会学有着联姻关系。而北美激进派“辩证人类学”的主要目的是批判现代文明，这显然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有着密切关系。【34】
三 《笔记》的社会哲学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从人类学、民族学视域对《笔记》进行研究，而且还从社会哲学的视角对《笔记》进行多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古代原始社会制度及其历史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两大方面。
（一）对古代原始社会制度及其历史的研究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是第一个对《笔记》进行研究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笔记》是研究古代原始社会制度及其历史的著作。他提出：“马克思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和农村公社、土地问题及农民问题的研究分不开的，这些研究既是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是当时争论问题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在农业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35】此外，他还对《笔记》研究的内容作了总结：“马克思的《笔记》可以说正是一部涉及古代国家以及古代和现代公社和部落问题的专门著作。”【36】
对这个问题关注最多的是以伊·列·安德烈耶夫为代表的一批苏联学者，他们认为，《笔记》是属于古代（原始）社会制度史方面的文献资料。他们具体地指出：“马克思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前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笔记是他先前的《资本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延续和进一步扩大，是他在19世纪70—80年代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作的完整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笔记表明，晚年马克思‘力图全面制定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样地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规律’。笔记用以研究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与《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方法论是一致的。”【37】他们还认为：“笔记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马克思先前形成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对‘古代社会’的具体适用性，并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的编者在“前言”中提到，《笔记》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历史问题的四篇著作……马克思从70年代中期起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主要重视原始公社瓦解的历史”【39】。此外，“前言”还对马克思为什么要重视原始社会作了如下解释：“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表示的兴趣反映了他力求扩大和加深他过去所制定的世界历史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反映了他打算全面地探讨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特别着重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性……马克思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演进和历史命运问题，有关社会上不平等现象、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家庭关系的作用等问题。”【40】
（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众多学者都作了深入研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富有见地的看法。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托马斯·博托摩尔认为，《笔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机制的探索。他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发生兴趣，是由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引起的。从马克思晚年留下的大量人类学笔记看来，他反对当时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提出的一般进化演变的学说，而主张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是根据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特殊机制发展的。”【41】
虽然不少国外学者都承认《笔记》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但他们在对待马克思所探索的社会发展模式上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以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为代表人物的观点。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是在了解每一种社会的独特结构和发展道路，没有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莱文指出：“马克思的读书笔记表明，自1853年起，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减退了。为了研究社会，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人类学，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世界范围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形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表明，在他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对公社制度覆没及其被另外的社会形态取代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致方案。实际上，马克思后半生所研究的正是社会学的地质学，即人类历史的一个地层如何被人类历史的另一个新的地层所淹没。换言之，就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具有不同结构的社会如何被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不同结构的社会所取代。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学上的沉积层，社会学上的时期，以便了解每一种社会的独特结构及其独特发展道路。”【42】据此，莱文还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是对立的，他的解释是：“恩格斯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而马克思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相信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完全取决于经济，所有社会都必然要经历一整套固定的发展阶段，即经历一种单线性分阶段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其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43】需要说明的是，以斯坦利·戴蒙德为代表的北美激进派辩证人类学派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并不承认有固定的永恒的社会发展模式。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还是很年轻的，应该可以说还处于“摇篮时代”，因而是大有发展前景的。【44】他们还着重提及，“马克思是一位辩证学者，他否认有决定全部历史的任何规律的存在。”【45】
第二，以毛里斯·戈德里埃、克劳德·梅雅苏、埃曼努伊尔·泰勒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该学派主张，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模式持有“多元决定论”的观点。在这一学派中，结构主义者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原始社会，从而得出‘原始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问题；此外，在这个表面结构之下还有一个隐在的真正的结构”【46】。为此，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多元决定论”，即“马克思在运用自己以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人类学和古代历史时，着重强调了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他的‘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方法，表明了他对自己以往‘经济决定论’的否定”【47】。
第三，以美国学者R.杜娜耶夫斯卡娅为代表人物的观点。杜娜耶夫斯卡娅认为，马克思在探索、设计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在《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和原始社会及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辩证法》一文中，她作了这样的阐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在设计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像近来一些社会学论文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放弃他毕生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所作的分析，更不是取消他所发现并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新天地。恰恰相反，马克思在深入考虑他四十年来所思考的人类的发展和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48】杜娜耶夫斯卡娅还认为：“在马克思的这一晚年笔记中，‘埋藏着一条通向20世纪80年代的小道’，并且突出了这一论点的现实意义，认为这是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49】
注释：
【1】吴文藻：《现代西方民族学的发展趋势》（民族学之窗），载《民族团结》1982年第4期，第19页。
【2】〔苏〕Ю.В.勃罗姆列伊、B.A.季什科夫：《关于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贺国安译，载《民族译丛》1984年第5期，第82—83页。
【3】《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64页。
【4】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5页。
【5】《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8页。
【6】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7】同上书，第6—7页。
【8】《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8—179页。
【9】同上书，第180页。
【10】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1】江丹林：《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主要观点论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52页。
【12】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79页。
【13】林锋：《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苏联解读模式——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9页。
【14】《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十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5页。
【15】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6—40页。
【16】〔俄〕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7】〔苏〕A.H.叶雷金：《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活动的人——卡·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问题》，罗斯托夫（顿河畔）1977年版，第65—66页。
【18】《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十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1—372页。
【19】同上书，第377页。
【20】同上书，第372—373页。
【21】商德文：《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经济科学》1989年第2期，第72页。
【22】林锋：《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关系》，载《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第9页。
【23】江丹林：《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主要观点论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52页。
【24】江丹林：《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主要观点论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1期，第52页。
【25】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26】江丹林：《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主要观点论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1期，第52页。
【27】林锋：《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关系》，载《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第10页。
【28】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78页。
【29】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0页。
【30】〔美〕R.杜娜耶夫斯卡娅：《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和原始社会及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辩证法》，载英国《国际实践》杂志1984年第1期。
【31】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32】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5—86页。
【33】同上，第85页。
【34】同上，第86页。
【35】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77页。
【36】同上。
【37】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第44—45页。
【38】同上，第45页。
【39】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1页。
【40】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1—82页。
【41】同上，第85页。
【42】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78页。
【43】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44】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6页。
【45】同上。
【46】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5—86页。
【47】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48】〔美〕R.杜娜耶夫斯卡娅：《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和原始社会及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辩证法》，载于英国《国际实践》杂志1984年第1期。
【49】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第五章 《笔记》国内研究状况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对《笔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人类学和社会哲学三个领域。与之相对应，本书也从这三个方面介绍《笔记》在国内的研究状况。
一 《笔记》的唯物史观研究
1985年，《笔记》在国内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笔记》的高度关注，并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热潮。1986年12月，全国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这一会议促进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其中，众多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笔记》进行深入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笔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譬如，贾英健先生认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基本都是从阅读的原著中摘录的资料，但这些庞大的‘素材’并不是马克思对原稿的信手摘抄，而是对作者和材料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作了一定加工的可读作品，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马克思对问题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体现着他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许多创造性探索。”【1】李鸿烈先生在《〈人类学笔记〉中若干理论问题探要》一文中提出：“充实与完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晚年从事古代史研究、写作《人类学笔记》的主要动因或目的……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离不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仅仅依靠实际考察与历史资料来认识人类发展史，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自发朴素唯物主义水平，而不能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2】此外，向春玲先生也认为，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写作《笔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证实他们原来的唯物史观的科学论断，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唯物史观”【3】。
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著作《笔记》的主要目的，而《笔记》是如何深化和拓展唯物史观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王晓红和杨巧蓉两位先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笔记》深化和拓展唯物史观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对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使马克思突破了先前认为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看法，发现土地公有制是原始社会的特征，而土地私有制则是文明时代的特征，国家和阶级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在原始社会氏族和个体家庭的关系以及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序列等问题上，马克思修正了以往的看法……第三，关于原始社会中土地公共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的论述，体现出马克思晚年理论的新发展……第四，晚年马克思不仅关注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而且十分重视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的研究，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第五，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角深刻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4】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在《笔记》中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向春玲先生认为，从《笔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观上，有了新的反思，即唯物史观在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及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5】。此外，廖杨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即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人类学和东方社会的广泛研究，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特别是关于私有制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依据；二是修正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阐述了东方社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6】
关于对血缘亲属关系作用的认识，马克思在《笔记》中对其进行了较多的摘录和评注，主要体现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做的笔记中。徐若木先生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唯物史观问题》一文中提及：“从家庭、婚姻的演变到氏族的本质和源流、从氏族社会的发展直到父权制大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都离不开血缘亲属关系的演变这条线索。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作用的重视，是坚持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7】对此，徐若木先生还认为：“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血缘亲属制度落后于血缘亲属关系的思想时，指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正像上层边筑落后于经济基础一样：‘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相当明确地指明了血缘亲属关系在一定历史时代作为决定社会制度的‘基础’的地位。”【8】
关于对《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类“两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的研究，龚廷泰和智百鸣两位先生对此有详尽阐述。他们认为，“在《笔记》中，马克思根据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提供的大量经济材料，进一步提出了两种生产（人的生产或‘他人生命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或‘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两种关系（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原理，在充分肯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着重提出人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和血缘亲属关系是原始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自然关系（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顺从、恐惧和崇拜以及人对他人、氏族、部落等人群共同体的依赖）。马克思在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摩尔根的科学成果，改造了摩尔根的理论结构，考察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以氏族为基本细胞的社会结构和以公社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从而勾画出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理论构架。”【9】此外，江丹林先生提出：“在马克思看来，主要由自身的生产所决定的依次演变的古代家庭和婚姻形式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土地公有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两种极其重要的关系，而在其中，从人类本身生产中自然形成起来的血缘亲属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关系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交换的产生，才逐渐上升为社会中的决定力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