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在强者如云的社会群体里，要想胜出谈何容易？这时候，隐忍学教你逆向思考，在大家都在向高处拥挤的时候，你何不放下身架，以低姿态示人？
1.把自己的姿态摆得比别人低，让自己的心志站得比别人高
隐忍学告诉你，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较高的定位，但在具体地为人做事时，如果你降低姿态，你就会发现人性中那一面面光辉的心灵之镜都愿意照亮你前行的路。
你可以有自己的高标追求、高标处世之风，但低调做人、不彰显自己的优势才可能像一棵树一样，用根系从更低更深处吸取养料，让树茎和树冠向更高、更辉煌的地方延伸。如果你只顾让自己人性的树冠长得蓬蓬勃勃、枝繁叶茂，而忘记了可以供给你养料的大地，你的根系就会萎缩，只要有风吹浪打，你这棵树定会摇摇欲坠，无法立足。
“卧薪尝胆”的故事也许人们早已烂熟于心，其实，这何尝不是一个低调做人的典范，何尝不是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处世姿态并从低起点起步发奋的经典案例。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越国杀父之仇，亲率大军进攻越国。越国勾践率军迎战，与夫差对阵。结果吴军得胜，顺势攻破越国国都会稽，俘虏了越王勾践。
吴王夫差为了实现霸业，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决定不杀勾践，只派他在吴国的宫里养马。勾践带着夫人和相国范蠡天天小心谨慎地为吴王当马夫。有一次，吴王夫差生了一场大病，勾践殷勤服侍。夫差见他“忠诚”，就放勾践回国。回国后，勾践一心要报仇雪耻。他重新定都会稽，委派文种管理内政，任命范蠡训练军队，加强战备。
勾践唯恐眼前的舒服会把自己的志气消磨掉，就改变了日常生活，把软绵绵的褥子撤去，以草作褥。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时，先尝一尝苦味，提醒自己不忘雪耻。
亡国以后，人口减少了，为了增加人口，勾践就订出几条奖赏生养的条例。例如：上了年纪的人不准娶年轻姑娘做媳妇；男子到了二十岁，女子到了十七岁，还不成亲的，他们的父母要受处罚；快要临盆的女人，必须报官，好派官医前去照顾她；添个儿子，国王赏她二壶酒，一头猪；添个姑娘，国王赏她一壶酒，一头小猪；有两个儿子的，官家代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官家代养两个。耕种的时候，越王还亲自拿锄头在地里干活，目的是让庄稼汉提起精神，加把劲种地，多存粮食。国王的夫人也走出去，看望织布纺线的姑娘和老人们，没事时，自己也在宫里织布。七年里，国家免除捐税，越王自己穿衣、吃饭也处处节省。
而此时吴王夫差却自以为成了霸主，骄傲起来，一味贪图享乐。
公元前482年，夫差带着精兵去黄池会盟，一心想早日成为霸主。这时，越国已十分强盛了。勾践见时机已成熟，便乘机出兵打败了吴国，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
在夫差面前勾践如若不能低调，恐怕早已成为刀下之鬼。那时的勾践用低调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回到越国之后，如果他忘记了低调，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休养生息、日益强大，最终可以与吴王对垒？勾践的再次崛起是低调和高标的统一，这就是成功人士的立身原则。
要学会把自己的姿态摆得比别人低，让自己的心志站得比别人都高。前者是低调做人的训诲，后者是进入高标生存境界的必然。
为自己设定高远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从小处着手，从低处起步，这样一点一滴地做起来，才能使自己走出壮美的人生。高标是成功的必然要求，而低调做人则是规避失败的韬晦手段。所以，高标处世和低调做人并非一对矛盾，而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
2.低下头去实干，用成绩说服别人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别人的贬斥或不公平的评论。此时，任何人都不可能心里舒服，于是，心浮气躁者就容易与人发生争执来证明自己的高明，但就算争论成功也只能得到对方口头上的让步。
真正的聪明人永远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是选择用实际成绩来证明一切。在受到别人质疑的时候暂时沉默，隐忍地对待外界的一切干扰，而暗地里积蓄力量以求厚积薄发。
麦克·史瓦拉是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所主持的“六十分钟”是人人乐道的节目。在刚进入电视台的时候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因口齿伶俐、反应快，所以除了白天采访新闻外，晚上又报道七点半的黄金档。以他的努力和观众的良好反应，他的事业应该是可以一帆风顺的。
很不幸的是，因为麦克的为人很直率，一不小心得罪了顶头上司新闻部主管。有一次在新闻部会议上，新闻部主管出其不意地宣布：“麦克报道新闻的风格奇异，一般观众不易接受。为了本台的收视率着想，我宣布以后麦克不在黄金档报道新闻，改在深夜十一点报道新闻。”
此消息让麦克非常意外，他知道自己被贬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但突然他想到：“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主要是在帮助我成长。”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表示欣然接受新差事，并说：“谢谢主管的安排，这样我可以利用六点钟下班后的时间来进修。这是我早就有的希望，只是不敢向你提起罢了。”
此后，麦克天天下班之后就去进修，并在晚上十点左右赶回公司准备十一点的新闻。他把每一篇新闻稿都详细阅读，充分掌握它的来龙去脉。他对工作的热忱绝没有因为深夜的新闻收视率较低而减退。
渐渐地，收看夜间新闻的观众愈来愈多，佳评也愈来愈多。随着这些不断地佳评，有些观众也责问：“为什么麦克只播深夜新闻，而不播晚间黄金档的新闻？”询问的信件、电话不断，这引起了总经理的关注。
总经理把厚厚的信件摊在新闻部主管的面前，批评他说：“你这新闻主管怎么搞的？麦克如此人才，你却只派他播十一点新闻，而不是播七点半的黄金时段？”
新闻部主管解释：“麦克希望晚上六点下班后有进修的机会，所以不能排上晚间黄金档，只好排他在深夜的时间。”
“叫他尽快重回七点半的岗位，我下令他在黄金时段中播报新闻。”
就这样，麦克被新闻部主管又调回黄金时段。不久之后，被选为全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
过了一段时间，电视界掀起了益智节目的热潮，麦克获得十几家广告公司的支持，决定也开一档这样的节目，找新闻部主管商量。
积着满肚子怨恨的新闻部主管，板着脸对麦克说：“我不准你做！因为我计划要你做一个新闻评论性的节目。”
虽然麦克知道当时评论性的节目争论多，常常吃力不讨好，收入又低，但他仍欣然接受说：“好极了！”
自然，麦克吃尽苦头，但他没说什么，仍是全力以赴，为新节目奔忙。最终节目上了轨道也渐渐有了名声，参加者都是一些出名的重要人物。
总经理看好麦克的新节目，也想多与名人接触。有天他召来新闻部主管，对他说：“以后节目的脚本由麦克直接拿来给我看，为了把握时间，由我来审核好了，有问题也好直接跟制作人商量！”
从此，麦克每周都直接与总经理讨论，许多新闻部的改革方案也有他的意见。他由冷门节目的制作人，渐渐变成了热门人物。由此他也获得许多全美著名节目的制作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争论可以为一个人赢回暂时的失利，但行动所做出的成绩却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如果遇到类似麦克·史瓦拉那样的情况，应该心里清楚，却做一个表面上的糊涂人，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首肯。
3.放下“身架”，才能提高“身价”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爱摆“身架”，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哪怕自己只是当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也要官腔十足。而且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装模作样，好像自己威风无比、唯我独尊。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架”摆得越大，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价”就越低。
乔治·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他正是靠着他那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来赢得千万美国人的尊重和拥戴的。华盛顿虽然是个伟人，但他若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他普通得就和你一样，一样的诚实、一样的热情、一样的与人为善。
有一天，他穿着一件过膝的普通大衣独自一人走出营房。他的低调让遇到的每一个士兵都没有认出他。当来到一条街道旁边时，他看到一个下士正领着手下的士兵筑街垒。那位下士双手插在裤袋里，站在旁边，对抬着巨大水泥块的士兵们喊道：“一、二，加把劲！”但是，尽管下士喊破了喉咙，士兵们也经过了多次努力，但还是不能把石头放到预定的位置上。他们的力气几乎用尽，石块眼看着就要滚了下来。这时，华盛顿疾步跑到跟前，用强劲的臂膀，顶住石块。这一援助很及时，石块也终于放到了预定的位置上。士兵们转过身，拥抱华盛顿，表示感谢。
华盛顿转身向那个下士问道：“你为什么光喊加把劲却不帮一帮大家呢？”“你问我？难道你看不出我是这里的下士吗？”那下士背着双手，霸气十足地回答道。
华盛顿笑了笑，然后不慌不忙地解开大衣纽扣，露出他的军装：“按衣服看，我就是上将。不过，下次在抬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叫上我。”那个下士这时候才明白自己遇见的是谁，顿时羞愧难当。
所谓“身架”是一种“自我之认同”，不是缺点。但这种“自我之认同”也是一种“自我之限制”，也就是说，“因为我是这种人，所以我不能去做那种事”。所以，自我认同越强的人，自我限制也越厉害。而放下“身架”，就是做到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待人接物时谦虚低调。“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百米赛跑，不低下身子就不能蓄势，拉板车上坡，不弓下腰就用不上劲，做人亦是如此，为人虚心，放下架子，才是关键。
如果要想在当今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就要放下身架，也就是放下你的学历，放下你的家庭背景，放下你的身份，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中”。同时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俗语“猪‘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身架”与“身价”，既能给人带来荣耀，也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声名。昔日，刘备若无“三顾茅庐”的求贤之举和平时礼贤下士的谦恭姿态，而是以“皇叔”的身份高高在上，就不会有三国争雄的故事。身份和地位越高的人，越要把自己的“身架”放下，只有这样才能贏得追随者的敬重和信赖。
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的思考才会富有高度的弹性，才不会有刻板的观念，从而能吸收各种资讯，形成一个庞大的资讯库；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才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才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你没有身架的顾虑；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才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让你的“身价”倍增。所以说，即便你能力再强、水平再高、头衔再多、人际再广，只有放下你的“身架”才可能真正提高你的“身价”。
放不下身架，就像是高高在上的酒杯，就算酒壶里有再多的好酒，也倒不进去。放下身架并不是比人矮一截，而是用谦卑和真诚，去真正学到东西。泰戈尔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我们开始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接近于伟大的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正是因为它肯放低身架，所以河流才能顺利进入它的怀抱。
4.感恩批评，学会自我批评
别人对我们的规劝，包括社会对我们的规劝从来就不少，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也都知道应该按照规劝去做，可惜往往却做不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养和理性约束能力。一个人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飘飘然，甚至分不清哪些是真心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对自己成绩的肯定，哪些是对自己的鼓励。如果不能够正确对待赞美，那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古语有云：“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样好。”的确，人并非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短处。因此我们应正视自身的弱点，并积极寻求克服弱点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短处都会暴露在我们的视角下，有一些则是被你身边的人所发现，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你、督促你克服缺点。
这正应了另一句古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大都逆耳，不讨人喜欢，让人听起来觉得不舒服，但尖锐的批评、衷心的劝告，实际上是爱护人的一种表现。正如好药往往味苦难吃，但能治病一样，批评是提醒、是警示、是良药，对改正缺点错误很有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包含一定“治病救人”的性质。
在历史上，不听忠言而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
三国时，刘备急于给关羽、张飞报仇，不理会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贸然进攻东吴，而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而归；袁绍不采用手下谋士的意见，一意孤行，导致了“官渡之战”的惨败；“发明大王”爱迪生，由于晚年不听别人的批评而一事无成……
由此可见，能够正确听取别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有的人一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就觉得如芒在背，也不管批评的对与错，便认为批评者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涵养”好一点的，是在“诚心接受”批评之后，念念不忘给批评者“穿小鞋”；“涵养”不好的，则免不了当场发作，与批评者针锋相对。这样时间长了，批评者就会变得“世故”起来，批评的声音也会日益衰弱下去。
闵公元年，管仲向齐桓公进谏：“宴安鸩毒，不可杯也。”原来齐桓公爱姬甚多，常在后宫饮酒作乐，管仲见了很担心，就把酒色比做鸩毒，劝诫齐桓公勿进醇酒妇人。齐桓公毛病很多，由于有管仲辅佐治国，对管仲的批评也能接受，才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事情到管仲去世后，就发生了变化。
管仲死前齐桓公去看望他，并问他：“仲父病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要和寡人说吗？”管仲劝他离易牙、竖刁、常之巫这些人远点。
齐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煮熟了让我尝鲜，这么忠心耿耿的人还值得怀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既然他可以忍心烹杀自己的儿子，那么将来对你，还会有什么不忍心的事情不能做呢？”
桓公又问道：“竖刁把自己阉了以亲近寡人，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看，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能下狠心把身体弄残了，那么对国君又什么下不得手的呢？”
桓公又问道：“常之巫知道人的生死，能治重病，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死生，是有一定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主君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国君无所不为了。”
桓公又问道：“卫公子启方，侍奉寡人十五个年头了，他父亲死时都不肯离开寡人回去奔丧，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说，没有不爱自己生身父亲的。他父亲死了都不肯回去，那对国君又将如何呢？”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时还记着管仲的劝告，将这些人赶出了宫外，可是非常不习惯没有这些人的日子，又将他们了接回来。齐桓公将管仲的劝告置之脑后，重用易牙、竖刁等人，这些人投其所好，阿谀谄媚。齐桓公在他们的奉承下，上进心尽失，政治渐渐腐败，他自己还觉得没有不妥，说：“仲父的话是言过其实了。”
齐桓公生病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同叛乱。他们在桓公寝室四周筑起一道围墙，禁止任何人入内。这时，桓公哭得鼻涕横流，感慨道：“唉！还是圣人的眼光比我们远大呀！若是死者地下有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呢？”说罢，自己扬起衣袖捂住脸部，气绝身亡，死在寿宫。尸首无人理睬，以致腐烂发臭，蛆虫爬出门外，上面只盖一张扇，三个月没人安葬。从此，齐国的霸业也骤然衰落了。
齐桓公的死可以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的悲剧提醒人们，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听不进难以入耳的忠言，就认识不到错误，察觉不了灾祸，无法提醒、鞭策自己，是件很危险的事；整天被赞扬的话包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就像喝含有“鸩毒”的美酒一样，听多了就会丧失警觉，削弱自己发奋上进的精神，沉溺在自我陶醉的深渊中，积羽沉舟，最终毁了自己。
《周易·小过》中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意思是，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要预防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就行了，盲从和顶撞都不好。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今后行动要引起警惕，不要把别人的批评总是记在心里。
唐太宗就是这样对待批评的。他称帝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励精图治，缔造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近三十年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
太宗时常以隋朝覆没教训作为警示，提醒自己知危而安，知乱而治，知亡而存。有一次，他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特别是对待喜欢直谏的魏征，更体现了唐太宗善纳忠言的勇气。虽然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征曾上疏数十，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虽然批评意见有时“带刺”，令人难以接受，但它含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带有激励、教导、鞭策的愿望，以期通过批评促进人反思、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行为，有利于克服个人认识的片面性，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但要感恩批评，还要重视自我批评。
5.留三分余地给别人，留些余德给自己
恰如古训所云：“知人不必言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口德与己；责人不必苛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肚量与己；才能不必傲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内涵与己；锋芒不必露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深敛与己；有功不必邀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谦让与己；得理不必抢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宽和与己；得宠不必恃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后路与己；气势不必倚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厚道与己；富贵不必享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福泽与己；凡事不可做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余德与己。”
战国时期，楚庄王赏赐群臣一起共欢饮酒，由他的宠姬在旁作陪。日暮时分正当酒喝酣畅之际，灯烛被风吹灭了。这时有一个人因垂涎于楚庄王宠姬的美貌，加之饮酒过多，难于自控，便乘烛火熄灭之机，抓住了宠姬的衣袖。
宠姬一惊，奋力地挣脱，并顺势扯断了那个人头上的系缨，私下还对楚庄王说一定要查明此事，严惩此人。楚庄王听后沉思片刻，心想：“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女人的贞节辱没将军呢？”于是他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于是群臣们都扯断了自己帽子上的系缨，待掌灯以后，大家继续热情高涨地饮酒，一直饮到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和晋国开始打仗，那个时候有一个臣子常常是冲在最前边，带领着军队一次一次地打退敌人，最后取得了胜利。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帽子上缨带的人。”正因为楚庄王给臣子留了余地，才换来了下属的忠心耿耿，这就是留余地的精妙之处。
留余地的意思就是不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在现代职场上，给别人留有余地，也就等于给自己留了余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做人行不可至极处，至极则无路可走，言不可称绝对，称绝对则无理可言。我国古代就有“处世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的说法。人在职场中，千万不要让所有的事情发展到极端的情况，在做事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到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的余地，主动采取积极的应付措施。
在和人交谈时一定要注意，说话要留有余地。在交谈中，若有需要赞美对方时，应措辞得当，注意分寸，赞美的目的在于使对方感到你真的对他（她）心存钦佩，用空洞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反会使对方感到你缺乏诚意。就好比一名公关人员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一位客人之后，得到了“你的接待真令人愉快，你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些评价，显然比“你是一位全世界最热情的人”的赞誉会入耳得多。所以，即使是人们普遍乐意听的称赞也要适度，过分地讨好、谄媚则近于肉麻。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在社交场合更不宜毕恭毕敬地说些奉承话。对于那些晚辈或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人，我们也不要用轻视、冷淡的口吻和他们说话。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不求人，但是也很难不被人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求别人办事，答应为别人办事，还是拒绝他人，都要注意把话说得留有余地。此外，表扬人、批评人、调解事端、解决冲突、应付尴尬局面、调息不满情绪，乃至布置任务、汇报工作等，都应当留有余地。唯有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
弹琴唱歌，余音绕梁；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流水有回旋的余地，才会减少灾难；江河有涨落的余地，才不至泛滥成灾。
留有余地，才能做到均衡、对称、和谐。留有余地，才能做到进退从容，屈伸任意。
6.越是自由，越是要学会自我约束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慎独，即真正的君子，要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能做出背离礼法及伦常的事来。
人们在独处的时候，更应当学会自持和自制。今天，人们有了越来越大、越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表现自己的空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持和自制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我们要明确规定什么是自持和自制，那么，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并以此来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自持力与自制力。
古代人之所以要讲究“慎独”，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都是被一些客观的因素和伦理法则所被动地约束。而能在独自一人、无他人在场监督时也自觉地遵守严格的律条，所要求的也就是不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独处时都能够服从某种伦理观念和法律规范，也更是一种对自我立法的服从，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规定。对这种自我立法的服从程度，反映了一个人自制力的大小。
曾国藩说：“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不可否认，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然而人的行为却必须框定在符合仁德礼义的规范之中。一个以仁德品性作为人生修养基础的人，在其人生行为过程中，就应坚守自己的德性操练，诚其意者，只有道德品性修养差的人，才会自欺欺人，闲居时才做不道德的事。对于一个道德品性修养高的人来说，有人无人都一样，因为他会始终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不做出任何一点违反道德的事。
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塑造中，自知、自爱是君子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自爱就是爱护自己的仁德，在人生行为实践中，就外化为慎独。君子自知不足而不骄不躁，君子自爱其身而谨小慎微。君子慎独，就能见仁德于细微之处，制恶欲于无人之境。君子慎独就要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儒学强调“君子慎其独”就是要求人们在其人生行为修养过程中要自我磨炼功夫，认识到加强人生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人生行为实践的一切得与失、功与过、善与恶、好与坏全在自己。
儒学要使人明白的就是：“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
一个道德品性高尚的人的自我行为修养，应在于尊敬他人而不必要求他人的尊敬，亲爱他人而不必非得被他人所爱。尊敬、亲爱他人，是自己的事；被人尊敬、亲爱，是他人的事。要成为一个有高尚道德品性的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依赖于他人，也不显见于他人。正因为人生行为修养是自己的事业，所以，君子慎独便具有完善一个人全部品性的意义。
《中庸》说：“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也不去做不道德的事。如《诗经》所说：“相互同处在别人的房间里，君子也不会因为房屋破漏而常常感到惭愧。心中无杂念，方能慎重地以德性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一个人只要心中无愧，心怀赤诚，无论身在何处，都无须顾及周围的环境状况。只有心怀私欲的人，才总去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善行为，故而顾虑重重，忧心忡忡。
君子慎独的核心，在于人生行为修养中，坚定自己的内心信念与良心尺度，注重自己道德意识约束力的增强。因此在儒家学者们看来，慎独之道，重在养心，使人心能知善知恶。同时见于言行，使言行始终恪守在善道之中。
东汉时期，官司至侍御史的雷义，曾经把一个人从死罪中解救出来。这个人后来用二斤黄金感谢雷义的救命之恩，雷义坚决拒收。他就趁雷义不在时，悄悄把二斤黄金投入在雷义家的天花板上。多年以后，雷义修理房子时才发现，这时送黄金的人已经死了，这事自然无人知晓，但当雷义无法将黄金归还送他的人时，雷义就毅然将黄金交给了当地官府。
这种高风亮节之举，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的优秀品质的形成，全在于自己修炼的功夫与自己人生行为修养的实践。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和作家富兰克林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订立了十几条规则，其中包括节制，即食不过饱、饮酒不醉、沉默寡言、俭朴等。显然，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对自己的约束，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去遵守，是对自身修养的一种修炼。
在人生中，一个人如果能真正做到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一律用符合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来自觉地严格约束自己，这个人就必能自觉地把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人生行为的借鉴，就能注重扬善避恶，就能始终守身如玉、洁身自好、身正而令行、言行一致。
7.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
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若事事吃亏，总会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闲气，而所想到的也没有得到，这是失得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个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仍然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来找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故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而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得与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践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会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南朝梁人张，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担任司徒的职务。他喜欢喝酒，在新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究。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得更多、更大吗？
同样，唐朝柳公权在唐文宗时任翰林学士。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油了。”便从此不再追问。
《老子》中说：“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那么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8.匹夫之勇是一种盲动冒进，英雄之忍是一种战术迂回
办事要量力而行，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要说明情况，不要勉为其难。乱逞英雄、匹夫之勇都是修为不够的行为，这样做和一个没有理智的莽夫没有区别。
匹夫之勇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孟子》一书中。“匹夫”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专指普通平民男子，而匹夫之勇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意思是逞强斗狠、不计后果地蛮干。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勇’。”孟子听了这话后心想：“人君不可无勇。”“勇”并不是坏毛病，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看待“勇”，于是便回答说：“勇，有小勇、大勇之别，希望大王不要好小勇，而要养大勇。”
那么，什么是小勇，什么是大勇呢？孟子说，像一个人手握利剑，瞪大眼睛，高声吼道：“谁敢抵挡我！”这就是匹夫之勇，是只能对付一人的小勇。而当国家面临强敌和霸权时，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敢于一怒而率众奋起抵抗，救民于水火之中，所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就是大勇。
从孟子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匹夫之勇，是无原则的冲动，是只凭拳头和武力的血气之勇。而大勇则是孔子所说的义理之勇，也就是基于正义的勇敢；只要正义存于我方，对方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会勇往直前，大义懔然，无所畏惧。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留侯论》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这个观点。文中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面临侮辱和冒犯时，一般人往往会一怒之下，便拔剑相斗，这其实谈不上是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
匹夫之勇，既是血气之勇，表现出来的就是无容人之量，易怒。易怒，也容易造成不良后果。
怒，对于同学、同事、朋友来说，是割断友谊纽带的利刃；对家庭亲人来说，是毒化亲情血缘的砒霜。
怒，对于手握军政大权的官员来说，往往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甚至有时就意味着战争和动乱。
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在吴国囚禁三年，受尽了耻辱。回国后，他决心自励图强，立志复国。
十年过去了，越国国富民强，兵马强壮，将士们又一次向勾践来请战：“君王，越国的四方民众，敬爱您就像敬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现在，儿子要替父母报仇，臣子要替君主报仇。请您再下命令，与吴国决一死战。”
勾践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战要求，把军士们召集在一起，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不为士兵少而忧愁，只是忧愁士兵们缺乏自强的精神。我不希望你们不用智谋，单凭个人的勇敢，而希望你们步调一致，同进同退。前进的时候要想到会得到奖赏，后退的时候要想到会受到处罚。这样，就会得到应有的赏赐。进不听令，退不知耻，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到了出征的时候，越国的人都互相勉励。大家都说，这样的国君，谁能不为他效劳呢？由于全体将士斗志十分高涨，终于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
我们知道，项羽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是司马迁却称赞他说：“当年秦国政治腐败，百姓纷纷起来反抗，项羽在陈涉这个地方领军对抗，前后只花了三年时间，就把秦国灭掉，然后将得来的天下分封给各王侯贵族，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虽然最后他失去了霸主的地位，但是他的功绩伟业，近古以来却没有人能做到。”
而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在洛阳宫摆设筵席宴请群臣的时候说：“我之所以能成功，顺利取得天下，是因为能够知道每个人的特长，并且也懂得如何让他发挥长处。”然后他问韩信对自己的看法。韩信回答说：“大王您很清楚自己各方面的才能与长处，因此您其实心里明白，说到机智与才华，其实是不如项王。不过我曾经当过他的部下一段时间，对于他的性情、作风、才能，了解得比较清楚。项王虽然勇猛善战，一人可以压倒几千人，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用人，因此一些优秀杰出的贤臣良将虽然在他手下，可惜都没能好好发挥各自的专长。所以项王虽然很勇猛，却只是匹夫之勇，做事不懂得深谋远虑、三思而行。而大王任用贤人勇将，把天下分封给有功劳的将士，使人人心悦诚服，所以天下终将成为大王您的。”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逞匹夫之勇，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革命导师列宁在上班途中碰到劫匪，不假思索地便把钱交给了匪徒，全身而走。伟人们遇到“屋檐”，还知道暂时低头，我们这些俗人何必为逞匹夫之勇而遭罪呢？
水往低处流，那是一种迂回和策略，正因为水肯于在大山的阻隔下改道，最终才会赢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胜利。先发制人固然快意，后发制人则更加有力。“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大谋，就要忍得眼前的羞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看过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人都知道，匈奴之患一直是古代中国的梦魇。西汉初期国弱民贫，面对匈奴步步进逼和挑衅，只能暂且忍气吞声，以和亲等安抚政策与之周旋，同时加紧富国强兵，直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强盛已是如日中天，终于到了出兵时机，卫青、霍去病率大军穿草原、跨沙漠，万里征战十余年，将匈奴剿杀得元气尽丧，至此，匈奴之患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如果汉初就与匈奴硬拼，恐怕被灭掉的不是匈奴而是大汉了。
匹夫之勇是一种盲动冒进，英雄之忍是一种战术迂回。避其锋芒，韬光养晦，才能积蓄力量，把握战机，后发制人。英雄之忍可以铸成大事，匹夫之勇只可以贻笑大方。面对无端的责难，面对百般的嘲讽，面对不平的待遇，面对一切我们难以忍受的苦楚，发扬流水不争先之隐忍精神，多一些理智，少一些鲁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走稳人生的每一招，步步为营，招招制胜！
9.谎言只要说得恰当，一样可以为你增分
谎言在今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贬义词了，只要说得恰当，一样可以为你增分。
说谎会不会遭人白眼，要看你的理由能不能令人听得舒服。从某种程度上讲，谎言和理由密不可分，就如同论点和论据。谎言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只要你能找到佐证谎言的理由。
举个例子。某天，办公室里的小柳请你下班后顺便从你家附近的商场里帮她捎橄榄霜。可是偏偏那天你因为家里有事给忘掉了，但那又是小柳千叮万嘱交代的事情，你不好意思说“忘记了”，于是第二天就跟她扯谎说“你要的橄榄霜卖光了”。
小柳会说“没关系”。只是，在心里头，她大概不会相信真的这么巧。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把她心里的疙瘩解开，那么，从此后，办公室里，便多了一个对你持保留意见的同事。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不用承认错误，只需要在原有谎言的基础上稍加重复即可。
你对小柳扯谎，从她的眼神里，你也能看出来她意识到了你在扯谎。这种情况下，切记，不可再多说什么了。因为这不是好时机，要有耐性，等过一两周之后，再想法子找话题牵出上次的事件。可以这样对小柳说：“我们家附近那家商场这个月一直在搞促销，什么东西都疯抢，就上次你让我帮你带的橄榄霜，早给抢空了，其实折扣力度也不算太大，可现在的人购物心理太盲目了！”
不要专门针对这个话题，要在似是而非间略带引出来，相信，经过了这一次的描补，小柳不仅不会对你再有成见，相反，还会对你的好感加分。
扯谎，也是个连续性的工作，今天，你扯一个谎，不要指望别人会信，过一段时间后再温习一遍，只要你的技术不过分低劣，别人十有八九会信。
人始终有这样的心理：负面的东西，不敢时常拿出来讲，敢时常拿出来讲的，都是光明磊落的。
最基本的：赞美要出其不意
夸一个人，要讲究技巧。若能把一件事夸得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就算是最高超的恭维了。
夸赞一个女人，是有技巧的。女人不爱条件好的异性，女人都爱会夸赞她的异性。这说明：女人可以不信命，但女人都信夸。
多年来，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对一个刚穿了新衣的女人，不能夸她衣服漂亮，要夸她人漂亮。”这仅仅只是相对的真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美女穿了新裙子，要夸她衣服美。因为美女本来就对自己的容貌有自信，夸的人太多，不需你再锦上添花，只需要你用赞美之词稍事点缀下她的品位即可。而丑女穿了新裙子，则要夸她人美。因为丑女对自己的容貌缺乏信心，穿新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相貌加分，丑女最爱的永远是别人对她相貌上的肯定。
最完美的赞美，要出其不意，唯有出其不意，才能出奇制胜。
赞美一个女人身上原本就广为人知的大众优点，对她而言，无足轻重。但发现一个女人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众优势，对她而言，则是一份惊喜的重视。就比如，面对一位大眼美女，要夸她柔润的红唇。也许她的嘴唇真的美不过眼睛，但你的夸赞会令她眼前一亮，从而对你记忆犹新。
假如你善于发现美，能从她身上找到连她本人也未找到的亮点，那绝对可以获得她的好感。
所以，要让女人喜欢上一个人，就要让她时时处在惊喜的包围中，让她感觉下一秒永远不可预知，才会真的对你记忆犹新。
最常见的：有些谎言，识破但可不点破
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分人的习惯性撒谎可能正是从保护性隐瞒开始。只不过，习惯性撒谎是保护性隐瞒发展的更高级别，久而久之，在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成了下意识反应。其实如果仔细辨别，生活周围都是这样细小的，可能并非需要达到什么目的的习惯性谎言。
拥挤的地铁上，常常会有人对着手机：“我坐地铁马上到了，现在已经到徐家汇了。”可是说话人当时还没到常熟路。地铁准时有效，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时间不可控因素，常熟路到徐家汇不过两站路，完全可以回答“再要5分钟就到徐家汇了”。说话人声音虽然不算响，但也足以让半径3米之内的人听见。这样一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的小谎，他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周围的人也完全没有因为这个与己无关的谎言有任何异样。
走在大街上，身边时不时有人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地穿梭而过。就在上海最标志性的淮海路，身边忽然一个声音飞入耳膜：“我现在在成都！”理直气壮。在浦东陆家嘴的一个会所更衣室里，一个浙江人对着手机大声解释着：“我在浦西，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到浦东。”并且由于手机信号不佳，他不得不喊叫着重复六遍谎话。办公室更是这样小谎言的滋生之地。“我的上司，一个女科长，可以一边拿着电话以心力交瘁的语气和对方形容自己‘忙啊，实在忙死了，一刻不停’，同时一边右手飞快地点鼠标，打祖玛。”一个职业白领对我细数身边的细小谎言。
心理专家分析指出，习惯性说谎并不是心理疾病，只是人们潜意识里自我保护的一种行为而已，不必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说谎是一种人类最普遍的行为，其目的是使某人免受损失或伤害，又或者能更多地得到一些物质或非物质上的财富而产生的行为。
通常人们因为某些事受到过伤害或损失时，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就会进行掩饰，从而制造一些谎言——这也是最常见的撒谎原因。
而当这类谎言遇到被质疑的可能时，人们又会制造一些“不存在”或“有差异”的“事件”来支撑这类谎言，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谎话需要一百个谎话来掩饰”。
所以，当遇到问题时，不要回避，要去主动解决，要告诉自己，谎言总是会被拆穿的，那样对你的伤害或损失更大，这样，可能会将你习惯性说谎话的习惯改掉——至少会逐步缓解。
10.藏与露的转换——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获得竞争中的主动权
如果你过早地卷入竞争，就会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也同时显出了自己的缺陷，以至于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被动境地。
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在竞争初期总是十分谨慎地保护自己，尽可能地做到不露声色。这样，就可以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获得竞争中的主动权。
林肯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当一名律师。
有一次，因为一个重要的案件，林肯来到芝加哥。在芝加哥，那些年长有名的律师，都一致认为同一个外来的后生律师在一起合作，将有损尊严。于是，他们将林肯抛在一边，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请他一同前往，更不和他一块吃饭。林肯受到了冷遇，几乎无人问津。
林肯怎样面对这种情形呢？是否针锋相对来一番理直气壮的争论呢？不，他根本没有。林肯说：“我到芝加哥才晓得自己所懂的是多么的浅薄，而我要学习的又多么的多。”
林肯用行动来促进自己改进，后来他升到了很高的地位，那些轻视他的人还是一无长进。他成了举世公认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些律师还在为生计奔波。林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比任何言语都掷地有声，并且具有最重的分量和最强的说服力。
弱者的生存空间，往往比强者更广阔也更有弹性。所以，我们有必要跟那些古今中外的韬晦高手们学习一下，争取让自己不论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不至于无故翻船。
三国时，河东的卫固、范先很有实权。河东太守王邑被调走后，卫固、范先就以请王邑回河东为名，与并州高干暗中往来，欲举兵反叛曹操。
曹操便委任杜畿为河东太守，前去执政。
杜畿上路了，但未等他到河东境界，卫固等人便已得到消息，并派几千人守住关口，不让杜畿入境。有人对杜畿说：“应带大兵前来征讨。”但杜畿却另有考虑。
他说：“河东有3万百姓，并非都是叛乱之人。如果以大军进攻，高压之下原来一心向善之人也会因为恐惧而听从卫固。卫固控制了百姓，必然拼命死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征讨，如果不能取胜，则会引起附近各地的叛乱，天下便永无宁日；如能侥幸获胜，也会对河东之民杀戮甚多，同样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卫固等人并没有公开叛乱，他既然以请回王邑为名，对曹操派去的新官暂时必然不敢加害。卫固虽然足智多谋，但优柔寡断。如果我单身前往，出其不意，他必然假意接受我为太守。我到了河东，只要有1个月的时间，设法算计他就已足够了。”
杜畿于是秘密绕道，渡河进入了河东境内。
杜畿到任后，范先想要杀杜畿立威。为了观察杜畿的内心去向，便先杀了主簿以下30多人，而杜畿不为所动，举动自如。
卫固于是说：“杀了他没有什么好处，只会给我们招来滥杀的恶名，而且他已经被我们所控制，不如就留下他来做太守吧。”
这样，正如杜畿所预料的那样，被卫范等人奉为太守，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
被保性命后，杜畿开始设计了。他对卫固、范先等人说：“你们是河东的希望所在，我只有仰仗你们才能办成大事，所以，以后如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商量、出谋划策。”于是任卫固为都督，处理一般行政事务，范先则率领士兵，共有3000多人。卫固等人心中高兴至极，表面上侍奉杜畿，心里却认为杜畿没什么了不起，不以为意，于是放松了对他的防范。
后来，卫固要公开起兵反叛了，杜畿心中非常担心。便劝卫固说：“要想做成大事，首先是应该不让老百姓心乱。你现在要起兵，老百姓担心你要征兵役，必然民心大乱。所以，不如现在用钱招兵买马，等兵马足够了，再起兵不迟。”
卫固不知杜畿的真意，还认为他说的很对，便依计而行。这一迁延，几十天过去了。而卫固的部将们贪婪财物，私吞了招兵买马的钱。因而，卫固钱花了不少，但招来的兵却不多。
后来，杜畿又假作好意对卫固说：“每个人都恋家，诸位将军兵士久在外地，恋家之心必然更大。现在郡中无事，可以让他们轮流回家探亲休息，有事再召回来就行了。”
卫固思量一番也是，于是便又听从了杜畿的意见。这时，杜畿暗中联络知己，私下准备。结果，杜畿的朋友们已散至各地，等待时机；而卫固的心腹们却都回家安乐，被离散了。
这时，反叛的高干攻入护泽，白骑进攻东垣、上党诸县，弘农郡也都发生叛乱，卫固认为时机已到，便召集家中的将士起兵反叛，但却没有多少人回来。
杜畿看到各县已经归附了自己，民心已定，便率领几十人离开郡府，至张县据守。吏民多拥城自守，以助杜畿。在几十天内，杜畿便得到了4000多人的兵马。
高干、卫固等人合兵围攻杜畿。但由于杜畿得民心，他们终于没能攻下张县。后来，曹操的大兵到了，高干败走，卫固被杀，河东郡轻易地便平定了下来。
相对于掌有实权的卫固、范先，由于杜畿初上任，没有实权，因此，他只有采取退让、隐忍的办法，然而，他却在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实践着自己的计谋。他让卫固等人松于防懈、减少顾虑，等待时机，终于完成了镇抚河东的使命。
藏而不露的根本目的，不是让你藏，而是你必须看准时机，在该露的时候毫不犹豫，立刻脱颖而出。当然，在藏的时候，并非被动地四处躲藏而是藏中有露、时而藏时而露，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才能保证只要时机一到，你才能一出必成。
1808年秋，拿破仑决定邀请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二次会晤。这次会晤，是拿破仑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以法俄两国的伟大友谊来威慑奥地利。消息传到俄国宫廷，激起一片抗议声。但亚历山大却认为，目前俄国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必须佯装同意拿破仑的建议，应该造成联盟的假象以麻痹之，我们要争取时间妥善做好准备，时机一到，就从容不迫地促使拿破仑垮台。
来到埃尔富特后，亚历山大恭言卑词，在两个星期的会晤中，与拿破仑形影不离。有一次看戏，当女演员念伏尔秦《俄狄浦斯》剧中的一句台词：“和大人物结交，真是上帝恩赐的幸福”时，亚历山大居然装模作样地说：“我在此每天都深深感到这一点。”
又一次，亚历山大有意去解腰间的佩剑，发现自己忘了佩带，而拿破仑则把自己刚刚解下的宝剑，赐赠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装作很感动，热泪盈眶地说：“我把它视作您的友好象征予以接受，陛下可以相信，我将永不举剑反对您。”
1812年，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十分尖锐，这时亚历山大认为俄国已积蓄好力量，于是借故挑起战争，并且一举打败了拿破仑。
事后亚历山大总结经验时说：“波拿巴认为我不过是个傻瓜，可是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
亚历山大以一国之尊，在对手面前几近卑躬屈膝，这个弯儿不是一般人能转过来的。他之所以能做得极为到位，是因为心存一种“笑到最后”的念头。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总是处于顺境，每一个愿意向上攀越的人，不要光想着自己的感受，还要看到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事业、职责、使命等。有了这种思想，对隐忍就有了控制力，即使受到刺激，也不至于脸红心跳，甚至可以不急不恼，照样与对手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