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下定决定既要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又不能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起码使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伤害生态环境这个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上述三种选择，而必须制定新的战略。看来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换句话说，我们还在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必须以不伤害生态环境为前提。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或者更简单地直接称之为“生态型的现代化”。这种“以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正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尽管这条路径自古至今还没有人走过，但我们中国人必须把它走出来。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也在实施生态文明，但他们的实施生态文明充其量只是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进行生态化改造。我们所做的显然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手中还没有现成的整体的现代化成果，我们要在创造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与生态保护双赢。我们要在建设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同时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在生态文明的意义上，来实施人家在传统模式中实施的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工业国家只是“亡羊补牢”而已，那我们则属“先发制人”。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相“脱钩”，努力完成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生态环境的管理从“应急反应型”转变为“预防创新型”。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的“脱钩”只能是相对的，实现了这种相对“脱钩”，那单位GDP的环境压力年增长率便小于零，也就是说，每一单位GDP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不再逐年增长。实现了相对“脱钩”，还要向“绝对脱钩”方向努力。所谓“绝对脱钩”就是环境压力年增长率小于零，单位GDP的环境压力的年下降率大于GDP的年增长率，也就是说，只要实现了“绝对脱钩”，那么环境的压力不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大，相反还会减小，而且减小的幅度大于增长的幅度。据测算，如果单位GDP的环境压力的年下降率超过4%，那么，2050年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有可能下降到2000年的水平参见何传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载《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5期，第10—11页。。当然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脱钩”只是“消极地”处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战略决不停留在这种“消极”的层面上，还要积极地促使环境与经济之间互利耦合。
现代化的基本含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战略落实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上，就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按照《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的论述，所谓“绿色工业化”，它的战略目标是：在2000年，经济“三化”即“轻量化”（“非物化”）、“绿色化”和“生态化”达到世界初等水平，全部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在2050年，经济“三化”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经济与能源、资源、物质和污染等完全“脱钩”，部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耦合，部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它的基本任务是：经济“三化”从世界低等水平提高到世界中等水平，关键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完全耦合；资源和物质生产率提高10到30倍，工业和经济废物密度下降90%左右，工业废水和废物处理率基本达到100%；弥补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损害、减少和消除转型过程的新的环境损害、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它的战略措施是：继续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走绿色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工业流程再造，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降低工业污染；实施污染治理工程，逐步清除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污染遗留；推进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建设资源节约型经济；实施绿色服务工程，加快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三化”转型。而所谓“绿色城市化”，它的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人居环境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绿色生活和环境安全等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社会进步与环境完全“脱钩”。它的基本任务是：社会“三化”从世界低等水平提高到世界中等水平，社会进步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关键环境指标与生活质量实现良性耦合；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普及率达到100%，城市生活废水和废物处理率达到100%，人均服务消费提高50倍，环境风险下降20倍，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弥补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损害、减少和消除社会转型过程的新的环境损害、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建立环境友好的生态社会。它的战略措施是：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同享现代化成果；完善自然灾害减灾机制，发挥城市服务功能，保障环境安全；实施绿色消费工程，扩展绿色产品市场空间。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或者说“生态现代化”与当今发达工业国家所推行的那种生态建设工程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立足于预防、创新和结构转变。它着眼于持续的生态重构，建立生态现代性，而在生态重构中，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它正确看待环境的挑战，不仅把环境挑战视为危机，也看做是机会。它通过建立新环境议程，超越各种冲突与利益，形成环境管理的机构，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风险，解决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环境管理的矛盾。它不断地推出前瞻性的预防的环境政策。它采用工业生态学原理，建立参与式的战略环境管理。“生态现代化”既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又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国际竞赛；既是国内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良性耦合，又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领域的国际竞争。“生态现代化”是对经典现代化的积极的生态修正。贯穿于“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有预防原则、创新原则、效率原则、不等价原则、非物化原则、绿色化原则、生态化原则、民主参与原则、污染付费原则、经济和环境双赢原则等，“生态现代化”的实施过程就是这引起原则有机地、综合性地、相互协调地贯彻的过程参见孔繁德等：《〈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述评》，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4页。。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既与回到前现代化去的战略相违，又是同“用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实现”的战略相对抗，更是对那种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取的“转移”“转嫁”的战略的否定与超越。它不是立足于“转移”“转嫁”，而是立足于“转变”。“转变”与“转移”“转嫁”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大相径庭、冰炭不相容。“转变”就是改弦更张、否极泰来、另起炉灶。这种“转变”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发展观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论与发展方法的转变，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转变，甚至还包括工作作风和衡量标准的转变。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绝不会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但无疑，用传统的现代化标准来衡量，这可能会导致放缓现代化前进的脚步。既然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那么对原先所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的措施，我们肯定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在将一部分继续加以推进的同时，肯定要舍弃另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此称为在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战略退却”。这种“战略退却”是理性的表现，列宁曾经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我们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就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在知道“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身往下走”，实施“战略退却”，并且与此同时，找到了“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还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我们选择“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说明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退却”了，但我们并没有陷入“空想”与“自我欺骗”，我们找到了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新的途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是“退却”，而是在“前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应当可以选择的战略是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实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