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现代化降临到这个世界以来，科学技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赛尔日·莫斯科维奇所指出的：“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人们如此地崇拜科学技术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是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它不仅带来了高效率的生产、充裕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人性解放的希望，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伟大的科学家培根在近代科学的曙光刚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就洞察到了科学是“伟大的复兴”的最好的工具，并且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传颂至今的时代强音。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推动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现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国家的繁荣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在于，科学技术对人类事业的影响是完全正面的吗？因为现代化本身对人类的作用是双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推动其带来的对人类的影响也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一方面。实际情况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另一方面却又给人类制造了痛苦和烦恼。问题在于当今一些中国人根本看不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在他们眼里只是“天使”，而无视它有时候还是“魔鬼”。莫兰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科学造福的方面的进展与它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的进展相关联”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那么科学技术这种“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究竟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通过违背自然规律和扭曲自然进程，造成与日俱增的、难以根除的污染，以及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等。我们在科学技术对自然带来伤害的情景中看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对立。与我们这里一些人不愿正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负面效应相一致，他们也不屑谈论科学技术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还是看一看赫伯特·豪普特曼等对科学技术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的尖锐揭露：全面的科学家“每年差不多把两百万个小时用于破坏这个星球的工作上，这个世界上有30%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事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在缺乏伦理控制的情况下，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可能损害社会及它的未来”。“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冲突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尽快地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这个星球，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赫伯特·豪普特曼：《科学家在21世纪的责任》；保罗·库尔茨：《21世纪的人道主义》，肖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一些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对自然界和对人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自己起来抵制自己的行动。1988年，近一百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学技术的绿化。
这样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难题。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又常常被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而起作用，我们能不能做到使其成为只对生态环境，对人类有益的而不会有害的工具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有希望的。这里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有害的工具，就看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加以使用。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样强调科学技术，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具有“原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的破坏之间必然成正比固然不可取，但像一些科学技术盲目的崇拜者那样认定科学技术天然是进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与生态文明的方向必然是一致的，也属片面之词。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一点，科学技术与资本有着很大的区别，资本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自在之物”，资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按其本性是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的。而科学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自在之物”，它在现实生活中，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所作用的。这样，我们为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对资本的基本态度是在利用的同时加以限制和超越，而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应是在发展的同时加以驾驭和监督。我们对资本持这一态度所带来的只是限制它对自然界损害的程度而已，而对科学技术持这种态度所带来的是有可能使科学技术在与自然发生关系时只成为对自然有益的工具而不当有害的工具。签署《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那近百名科学家提出，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科学技术工作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技能在治理污染、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作出贡献，而且也能为揭示生态危机的科技思想根源，进而树立生态的科技思想、实施绿色科技作出贡献。这些科学家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信心，就在于科学技术只要在正确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加以使用，它就能成为不是那种传统的现代化，而是那种特殊的新的现代化，即“生态型的现代化”的强大的正面推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还要驾驭、监督科学技术，从而使科学技术最大程度地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工具和强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