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创建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新的存在方式。伴随生态文明的建设，定将是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形成。他们要求人类自觉地把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变成创建人的新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过程。他们的这一观点对正在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民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启发作用。
当今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许多人都认为发展问题最大，即认为当今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比我们的世界究竟如何发展的问题来得大。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他们看来，还有比发展问题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真正明确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应当如何发展。在他们看来，如何生活的问题是与如何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连的，解决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下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不是真正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占有”，即把人生存的意义归结为尽可能多地占有东西；人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关系；另一是“存在”，即一个人并不因为其拥有东西而存在，而是他的创造性、主动性，以及爱等的表现。当今人的这种“占有”的存在方式最突出地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人无止境从自然界中索取东西，占为己有。所以在他们看来，要改变这种“占有”的生活方式应当从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只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关系，只有自然界不再仅是作为人获取东西的对象，只有在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建设起了平等的伙伴关系，那么，人与自然相处时不再具有一种占有者、征服者的感觉，人与自然新的关系形成了，相应地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也形成了。下面我们具体地看几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
高兹认为建设文明对人来说就是要“逃避经济合理性”的控制，而“逃避经济合理性”的控制就是摆脱越多越好的原则。他强调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工作与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却更好。他说：“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高兹：《经济理性批判》，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伦敦，1989年版，第116页。而当人们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并且对这种状态感到满意之时，标志着人已经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新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下，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再完全被劳动所占据，不再被劳动所迷惑。人们发现这是一个价值不能被量化的领域，发现这才是生活自主的领域。以经济为目的所进行的劳动大大减少之时，自主的行为有可能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应当把经济理性从闲暇时间中驱除出去。这样，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或补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要使闲暇压倒劳动的同时，使自由时间压倒非自由时间。让这种自由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即让创造性、欢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高兹有时候把人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存在方式表述为“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他认为，生态文明一旦建成，生产的目的将不再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将会终止奢侈品的生产，而主要是生产那些人们确实需要的耐用、易修理、易生产并且无污染的东西。由于实行这样的生产，必然带来两大结果：其一，社会劳动将被限制在生产生活所需求的东西上边，从而工作时间能同时得到缩减，这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大大地扩展他们的自由选择行为，个人和公众将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显现自己并使他们的生存方式多样化；其二，人们在改变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同环境的关系，环境与人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是和谐相处，人们重新恢复了与自然界的活生生的内在联系。高兹强调，这两大结果都是同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莱易斯提出，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实际上是引导人们不是在消费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的过程，而一旦人们认为自己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之时，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也就形成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信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莱易斯指出，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正是现代工业社会处于异化之中的明证。现代工业社会为了达到统治人的目的，不惜使人的一切方面都依附于集中的官僚体系，异想天开地让人在劳动中遭受到的挫折、痛苦通过消费的途径去消除，去麻痹。这样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不仅是福利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易斯强调，必须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人的满足应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他说：“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莱易斯：《满足的极限》，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多伦多，1976年版，第105页。如果人们弄懂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补偿其他生活领域中遭受的挫折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取决于在消费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即在消费领域之外，照常能够达到满足和幸福。莱易斯还强调，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让人们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的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并不意味着强迫所有的人都采用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现在着眼于消费的投资决策只能导致单一的选择，即以集中的城市人口为基础的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而一旦把着眼点转移到如何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人们就能获得理想的生活环境，这对每个个人来说都是极富吸引力的。如果现代社会的投资方向不是强求人们过一种单一模式的生活，那么各个个人就可以有范围广泛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就可能愿意在不同程度上靠日常需要的生产活动来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一般化的市场中的消费来获得满足。”莱易斯：《满足的极限》，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多伦多，1976年版，第108页。
如果说上述两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建设生态文明究竟怎么样形成一种新的人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以及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则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这一些。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所有商品都既有交换价值又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是指“一种商品同所有别的商品的换算价值”，它是“用劳动时间来加以度量的”，因此它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使用价值”“相关于人的自然的或后天的需要”，它是“一个质的关系”。一定量的食物提供一定量的营养；一定量的石油或煤炭提供一定量的热量或能量；特定型号的汽车以特定的速度送人们去上班；特种种类的布料使穿着它的人或温暖或凉爽；特定的书籍在特定的技术领域中给读者以教育，这些说的都是“使用价值”。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所以“‘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使用价值’正在被日益纳入‘交换价值’之中，这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更多经常地体现在商品的（单个）形式中，而较少采取直接社会性的形式；譬如，更多的汽车，更少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治疗性健康，更少的预防性健康；更多的快餐，更少的家庭烹饪；更多由MTV制造的音乐，更少的本土音乐；更多的大型演出团体，更少的文化自我发展。”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有些活动，如从营养角度来研究食物，从健康角度来研究工作场所，根据上下班往返时间来考察交通运输系统，尽管从“使用价值”出发是“合理的”，可从“交换价值”出发往往是“不合理的”。在奥康纳看来，建设生态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情况，反其道而行之，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让那些原先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变为“合理的”。而无论是就整个人类来说还是以个别人而言，应当都重视“使用价值”，都致力于使“交换价值”依附于“使用价值”，那就意味着与现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截然有别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形成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不仅表现于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者之中重视前者，而且还相应地体现于在“质”和“量”两者之中推崇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数量重于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形式。所以，当生态保护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为“定性”而斗争而不是为“定量”而斗争之时，也就是说，要为高品质的生活而斗争而不是为仅仅增加数量而斗争之时，实际上他们也在创造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另外，奥康纳还提出，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伴随的不仅是从重视“交换价值”向重视“使用价值”的转化，从重视“量”向重视“质”的转变，而且还有从重视“分配性正义”向重视“生产性正义”的转化。他说，环境保护运动要把社会主义“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性）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页。。他指出，“分配性正义”指的是“事物的平等分配”，而“生产性正义”指的是“事物的平等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行的是“分配性正义”，例如在环境方面，就是指环境利益的平等分配和环境危害、风险和成本的平等分配。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越是信奉这种“分配性正义”，环境越是遭受破坏。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是如何使“分配性正义”转变为“生产性正义”，即从关注“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转变为关注“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前者涉及“社会交换关系”，而后者涉及“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538页。。透过其晦涩的概念，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不应当总是把目光盯在这个社会在分配方面是否正义，而应盯在这个社会在生产方面是否正义。他说：“正义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页。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在这里不仅要表达对“生产性正义”的推崇，而且还要说明当人们都去信奉“生产性正义”之时，一种与生态文明相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就形成了。
尽管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从“应然”这个角度来论述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应当是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形成的过程，生态文明下的人的存在应当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占有”为主要标志的存在不同的新的存在，但是他们的论述对我们还是颇有启发，主要是使我们知道了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对我们人来说究竟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说应当朝哪一方向走。目前西方世界一些人正在讨论21世纪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21世纪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那么中国究竟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才有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最具代表性、贡献最大的“领头羊”呢？我认为，即使到了21世纪中国的GDP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人的物质消费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也不可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世纪。中国的GDP必须不断增加，中国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必须不断提高，但中国人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现正在流行的那种人的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确实已到了悬崖勒马、改弦易辙的时候了，目前整个人类都在呼唤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的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着眼于构建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存在方式，并且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明样式率先创建出来了，那么这难道不是对整个人类的划时代的贡献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