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时期，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国际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更加富有弹性的呼声日益高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美元，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为±0.3%；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为±1.5%。中央银行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状况，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2005年7月21日起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与1994年1月1日起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在2005年起的汇率制度中，国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供求的限制不断放宽，基础更加巩固。第二，1994年起的汇率制度是在将复汇率制度变为单一汇率制度的背景下出现的，而2005年起的汇率制度是在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第三，1994年起的汇率制度在汇率波动幅度确定之后，基本上是不变的，而2005年起的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动有了更大的弹性，因为，它是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例如，2007年5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由原来的±0.3%调整为±0.5%；2012年4月16日又调整为±1%。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汇率政策
前面我们说过，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数量政策和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组成的。这里我们只讨论货币数量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关系。但由于平常人们都是笼统地把货币数量政策称为货币政策，因此，我们也沿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概念。
在当代货币经济中，中央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假如货币在长期内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有一个未预期到的永久性增加，同时假设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具有粘性，则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本币的贬值。然而，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和杠杆的汇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设计应该考虑汇率传递程度，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与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稳定的汇率有助于市场发育和相关政策的决策，有利于国内经济环境的稳定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汇率稳定能够改善由于金融体制不完善造成的信贷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况，促进资源从出口部门转移到满足国内需求的部门中去，提升出口的档次，改善出口结构，更有效地使用资源，缓解通胀的压力，培育国内市场，提升国内消费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第一，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维持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征。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净资产的变化被国内净资产的反向运动对冲掉。公开市场操作目标是在本币市场上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外汇市场上控制汇率传递路径。当资本不完全流动时，中央银行可以同时控制汇率目标和基础货币目标。这种操作模式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风险。一方面体现在外汇储备增长带来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大量增加。为收回商业银行过多流动性而提高准备金率，容易加重银行体系的税负，进而扭曲存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体现在为吸引商业银行购买中央银行的冲销债券而增加的利息负担，如果不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国际储备的利息收益进行弥补，就会产生一个准财政赤字风险。
第二，为稳定汇率，必须抑制内生货币增长，人民银行不得不对外汇的增加采取冲销操作手段。而冲销操作的结果导致资金分布不均衡，且越冲销越不平衡：大部分内向型企业面临资金紧张，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生产下降，供给能力萎缩；而外向型企业的资金却相对充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内资企业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取人民币资金，就不得不求助于正规商业银行以外的渠道，甚至求助于高利贷。这种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使内资企业承担了冲销政策带来的政策成本，形成了潜在的通胀压力，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应该使外资企业也成为我国货币供给的调控对象（巴曙松，1999）。
第三，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在严格的资本控制下，必然会出现官方与非官方两个平行的外汇市场。在获得外汇的正常渠道被抑制时，外汇的黑市交易自然会出现。所以，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相对稳定，但长期来看，两个分割的外汇市场之间会出现不断扩大的汇率差异，产生对跨市场套利交易的激励，最终导致资本控制失效和汇率的不稳定（Peter and Ostry，1992）。
因此，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帐户管制的不断放开，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中国实施更为独立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强大的全球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
三、实现人民币汇率真正有管理浮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顾名思义，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汇率既是浮动的，又是有管理的。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实现人民币的有管理浮动，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将克鲁格曼的“三角悖论”作为制定人民币汇率的理论依据。我们认为，“三角悖论”是经不住推敲的，原因在于，“三角悖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固定汇率制度，要么是浮动汇率制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与世界的现实不符的。
第二，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或弹性是实现真正有管理浮动的重要一环。然而，在我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这个波动幅度还只能由中央银行决定。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研究中央银行确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
第三，与上面汇率波动幅度相联系的问题是：汇率波动的中心，即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如何确定。从理论上说，确定汇率水平的有购买力平价理论、均衡汇率理论、利息平价理论，等等，也有我国实践中使用的出口平均换汇成本。这些理论或我国使用的办法都有各自优点，也有各自的不足。在前面的第三章中我们已经介绍和运用了最新的宏观经济平衡法计算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我们主张将这种新的方法作为确定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依据。
第四，对人民币汇率实行管理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这里有一个如何进行干预的问题，包括干预目标的选择、干预频率、干预大小和干预手段的确定。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干预目标的选择。由于汇率对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一般说来，中央银行是通过对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数量的干预（买进或卖出外汇）达到对汇率的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对汇率的干预的目的是为了熨平汇率的波动。这是对的。然而，这只是中央银行干预的目的之一，或者说，这只是汇率的短期波动带来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时。如果当前的汇率水平已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且出现较大的偏离时，中央银行干预的目的就应该是寻找一个新的、于本国经济有利的汇率水平。否则就可能加剧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或汇率战。
第五，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我们主张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应该根据外汇供求情况、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汇率的变动情况，有升有贬，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双向运动，而不应该只是升值的单向运动。二是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人民币不能只是升值，而在必要时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况，特别是国内经济状况实行贬值。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不外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对外“双顺差”、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等等。然而，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有利于人民币升值那一面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也有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另一面。英国《经济学家》（2007）采用三种方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最后它发现三种方法都有缺陷。因为，这些方法只考虑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的影响，而忽视了人民币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更无视中国国内经济存在的不平衡，尤其是还存在大批未充分就业的农民工的现实。它认为，即便贸易顺差需要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做出重大调整，内部平衡原则可能也会要求中国调低而不是调高人民币汇率。
第三节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终极目标
2010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把2009年7月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原来的上海市和广东省4个城市扩大到包括北京、四川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并且不再限制境外地域企业可按市场原则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就结束了以往在对外贸易中只能以美元等外币结算的现状。人们普遍认为，对外贸易中更多地采用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流通和使用，并且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充当结算工具，以及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几个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