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也许像西尔铁（Heerje，1983，p.46）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变革是不能加以阐释的。我想，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标准经济理论所处理的毕竟是理I生的选择物，这些选择物服从已知的约束条件，理论在处理技术革新时面临着两难境地。技术变革包含了一个来自处于某种约束条件下的个体的冲击，每个人都把这种约束条件都视为是给定的。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各经济要素都会尽其所能。可是根据定义，要改变这些约束条件，它们本身是束手无策的。因此，在研究技术变革的经济学中，大量的研究被导向了次要问题，例如，某项具体技术是否相对地节约成本或资本，需求中的周期性变化对专利的批准率有什么影响等等。
弗朗西斯·培根（nancis.Bacon）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作了区分。在其观点中，发明创造归入两个类别。一个类别取决于知识的总体状态，所以，仅当科学背景和知识背景变得有效的时候才能够归类；另一个类别纯粹是经验性的，因此在已经记载的历史当中任何时候都能够归类。在实践中，这种差别并不总是易于区分的。事实上，某些显然属于经验性的发明创造的确取决于以下情况：对发明者所处的实体环境的理解和假定的微妙变化，或者那些使发明实用的紧要材料或元件在可用性上的变化。这样看来，正如卡德韦尔（ardwell，1968）指出的，当培根断言活字印刷术原本很可能由古代希腊人发明出来的时候，培根是错误的，因为活字印刷术依赖于中世纪时期冶金学上的进步。不过很明显，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没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某项发明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不是数世纪以前。有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可感知的需要和需求。这样的争论颇为诱人，但是，某项具体发明没有出自前人之手也是可能的。有些中世纪发明简单且极为实用，例如手推车和马镫，它们必然归于这一类。
对技术变革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喜欢区分发明和革新，这是一个深厚的传统。熊彼特指出，发明并没有暗示革新，反而恰恰是革新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要素。根据上述逻辑，经济学家对发明本身兴趣有限。鲁坦（Ruttan，1971，p.83）大致提出，应该完全抛弃发明这一概念，认为发明只不过是“技术革新在惯例上所定义的一个子集”。这些区分并不总是有益的。在应用阶段，发明通常得到改进、纠错和修正，其方式使这些较小的变化本身成为合格的发明。在向其他经济体传播的时候，革新也常常需要适应当地的条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干中学，它暗示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在我们轻率地决定“发明不应该成为研究技术变革的经济史的中心”之前，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益的。一项发明应该被定义为某个社会中总的技术知识集的增量，这个集合是所有个别技术知识集的并集。人们可能会论证该集合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大多数文化和知识的历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集合可能由于不切主题而遭到反对。没有得到应用的新知识丝毫不会对经济福利造成差异，而大量的熊彼特经济增长则来自旧有知识的应用。用稍微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在一般实用技术和最佳实用技术之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通过对处于知识最前沿的生产者所使用的技术进行传播来缩小这个差异，这就是没有发明创造的技术进步。同样，技术从先进的地区或国家向落后的地区或国家的传播，也代表了没有发明创造的技术进步。但是，从这些观察当中就此推断发明不应该位于探讨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史的中心，这样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除非我们对最佳实用技术首先来自何处有所了解，否则对于一般实用技术和最佳实用技术之间差异的任何讨论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知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技术的传播以及填补实用技术之间的差异将会陷入报酬递减的过程当中，并终将消耗殆尽。因此，对这种消耗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检讨，问一问为什么，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换句话说，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发明和革新是互补的。从短期来看，这种互补性并不是完善的，实际上很可能非此即彼。但是从长期来看，具有技术创造力的社会必然是既善于发明，又善于革新的。如果没有发明，革新最终将放慢脚步，逐渐停滞，归于稳定状态。反之，如果没有革新，发明者将失去目标，对新思想的追求就没有多少经济上的动机。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论证，具有技术创造力的社会之所以如此稀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这种互补性。必须同时满足众多不同的条件。发明取决于那些决定个体行为的因素，因为发明者在尝试让某物起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从根本上都是独立工作。另一方面，革新要求同其他个体的互动，并依赖于制度和市场，因而革新在本质上主要是社会性的和经济性的。
那么，为什么技术革新发生于某些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答案。“一个广泛的、普适的单一进化规律，”格申克龙（Geschenkon）写道，“取决于一条分水岭，这条分水岭把严肃的研究从各种幻想的表面现象中区分出来。”可是很显然，我们可以说的不仅仅是“万事万物都重要”，或者把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和缺乏创造力的社会之间的显著差别识别出来，从而得到一个因果关系。相关性并没有证实因果关系。不论是爱尔兰的天主教、中部非洲的气候，还是东南亚各国对大米的依赖，它们都被错误地看做是这些社会缺乏技术创造力的原因。经济上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哪些因素是重要的，要怀疑哪些因素，以及设计评估标准来评定那些从理论视角来看模棱两可的因素。
为了了解技术创造力是如何形成以及为什么形成的，我们就必须辨别发明一革新序列中的两大基本成分。第一个成分是，技术问题涉及精神同物质之间的斗争，即，技术问题涉及对物质环境的控制。有人说，大自然以一种吝啬的方式暴露自己的秘密。从大自然中探求这些秘密，然后出于物质利益而利用这些秘密，这就是技术突破的本质。结果取决于发明者的胆量和独创性、发明者所支配的材料和工具的局限性，以及自然规律对屈服于发明者的意志所作出的反抗。另一个成分属于社会方面。为了应用一项新技术，革新者必须同社会环境打交道，这个环境由竞争者、顾客、供应商、权威人士、邻居，可能还有牧师等组成。一个社会要想在技术上具有创造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社会必须存在一支具有创造才能、足智多谋的革新者队伍，这些革新者出于自己进步的需要，既愿意又能够向周围的实体环境发起挑战。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营养不良、迷信而又极其传统，那么任何类型的革新都是不可能的。其次，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鼓励潜在的革新者，为他们构造恰当的激励结构。这样的激励是部分经济性的，如果革新者能够预期会变富的话，那么技术创造力就更有可能形成。不过，非经济激励也可能是重要的。社会能够通过向成功的革新者授予大奖，例如诺贝尔奖，或者给予声望等无形的标志，来奖励这些人。第三，革新要求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宽容。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维持现状的稳定性力量，其中有些势力保护已确立的既定利益，如果引入革新的话，这些利益就可能受损；另外一些则不过是一些非破坏性的力量，技术革新必须克服这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