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军事需求有时候被充当“聚焦装置”——借用罗森伯格的术语，但是武器与其说是民用技术的启发源泉，还不如说是民用技术的剽窃者。一般来说，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往往从相同的技术革新源泉得到营养。在钟表、犁和眼镜制造方面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也擅长制造枪炮和军舰武器等。在枪炮制造上的进步和黄油生产上的进步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并不能证明，更多更好的枪炮“促成了”更多的黄油，反过来亦然；而很可能同下述能力的全面提高一致：这种能力使社会既有更多的枪炮，又有更多的黄油。毕竟，这才是技术进步的全部涵义所在。
对新信息的开放态度
除了政府的特性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称之为对新信息的开放态度。当以前没有接触的两个文明建立联系时，技术信息得以交流，这可能对双方都产生潜在的经济收益。此前我在提到这些作用时称之为“发现效应（exposure effect）”。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够充分利甩这种效应。有些社会对其他社会十足蔑视，鄙视那些外表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都讨厌“野蛮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要向野蛮人学习的。中世纪的欧洲大概同样敌视******世界，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对撒拉逊人（阿拉伯人的古称一详注）的敌意延伸到******所创造的知识和有用装置上。因此，欧洲采用了许多来自******世界的发明，从斜挂大三角帆到阿拉伯数字。Ⅲ在17、18世纪，当西方在技术上往前牵引******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回报以好感。尽管他们在地理上接近欧洲，但******只允许欧洲的发明缓慢而有选择地渗入。1729年，第一部以阿拉伯手稿印刷的图书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时间是这种可移动类型的发明出现了将近三百年之后。可兰经直到20世纪才印刷出来，这与伟大的古腾堡（Johannes，1400—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圣经有天壤之别。军事上的失败警告土耳其帝国——“需要在技术上赶上西方了”，但是由=F该经济体的其他部分非常落后，所以不得不从西方引进军事教官，从而引发了本地军官的怨恨。正如刘易斯（Lewis，1982）指出，******世界完全不了解西方世界，这种无知同西方文化对******文明的强烈兴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先知穆罕默德说过一段话， “凡是效仿一个民族的人都会变成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这在土：耳其帝国被解读成针对西方技术的指责。
据说，欧洲从其他文化借用的发明的数量是很大的，尤其是从中国。欧洲人重视有用的知识而不注意其来源；亚洲文化却不然，19世纪的日本除外。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从其他文化借用技术，其方式同当今欠发达国家仿效工业化世界是一样的。佩西（Pacey，1975，p.189）注意到，在1500年以后，发现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展现欧洲人的技术能力起作用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而已。东方思想被欧洲人吸收并随后加以改进和完善，悬浮式铁桥、条播机和瓷器都是这样的例子。欧洲人在窃取外国技术上恬不知耻，这在众多产品和工艺按照所谓的外国起源来命名上得到印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欧洲人生产瓷器（英文chi—naware直译是中国器皿——译注）、印花布（源自（2alieu，意为印度西南部港市科利科德——译注）、绸缎（源自Zaitun泉州，也可能源自阿拉伯语Zaitun[意为绸缎]）、锦锻（源自拉丁语I）am—ascus，意为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和亮漆（一种黑色清漆；英文：Japan意为日本）；使用阿拉伯数！芋；吃火鸡（英文turkev意为土耳其）；配备三角帆（英文lateen语源是法语latine，来自于地中海地区对该词的使用——译注）。闭关锁国、排除外来影响的尝试屡有发生——例如在日本和******世界，但是，即使有人尝试过，这种尝试在欧洲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正如兰德斯（1969，p.28）所提出的， “优秀的发明者造就了优秀的效仿者”。但是归根结底，优秀的发明者和优秀的效仿者都是对物质价值和实用价值极为尊重的社会的产物。只要起作用，来自何处就无关宏旨了。当欧洲人遇到新知识时，可以说，他们的惊讶感很快就代之以思考如何利用这些新知识。当他们在1450年以后“发现”世界的时候，其首要目的是获得财富，要么直接获取，要么经由新知识的使用来生产可以创造财富的产品。金、银、香料、糖、茶以及毛皮直接输入欧洲；土豆、烟草和玉米则成功地移植过来。检验标准是：有用吗？能给我带来财富吗？伟大的莱布尼茨是欧洲人处事方式的典型，他恳请一个到中国去的耶稣会士“不要太担心把欧洲的东西带到中国，而应该在意把中国人非凡的发明带给我们；否则，从这个出使中国的使团得到的利益就太小了” （转引自Bray，1984，p.569）。牛顿写道，傲慢和荣誉都不应该妨碍这样一个原则：重要的是“学习，而非传授” （Landes，1969，p.33）。这种接近新发现的土地的方式迥异于中国人。在欧洲诚挚地开始探险的几十年之前，中国人就巡游了部分世界，中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是用慷慨的礼物向野蛮人展现中国的财富和荣誉，这项政策虽然值得称许，最终却昂贵得令人望而却步。难怪中国人终止了探险，而欧洲人则继续推进。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乐意彼此学习。发明无国界，例如手纺车，风车和重力钟。印刷机不再是德国人的发明，望远镜不再是荷兰人的发明，针织机也不再是英国人的发明。欧洲的造船专家常常乘船周游各地，了解其他地方的船只类型（unger，1980，D.23）。从14世纪开始，北欧商人的孩子们就到意大利学习经商术（ane della metcadanta），包括商业算术和簿记法（swetz，1987，p.12）。尽管长距离沟通看似门槛很高，但是技术“消息”在欧洲传播得既好又快，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农业技术除外。技术创造型社会以借用者起步，一般情况下不久之后就变成创造者，然后成为技术的输出者。在17世纪，英国被视为一个落后的社会，其工程和纺织业依靠外国人；到19世纪，情况就颠倒过来了。当代的东亚已经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