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在1750年以后，工业革命最初主要集中于英国。解释英国为什么领先于欧洲大陆诸领国，数十年来在经济史学家中曾经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消遣活动，尽管没有出现一个一致意见。在某种全球性的意义上，考虑到“在同一时期为什么欧洲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形成了如此巨大的鸿沟”这个大得多的问题，上述问题有可能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尽管如此，欧洲作为世界“成就辉煌”的地区，其内部存在的差异仍然让人迷惑不已。困难在于，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这个在本质上非技术型的经济体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不可能把技术变革从纷繁复杂的诸如人口变化、城市化、圈地运动、战争和商业政策等等中清理出来，然后将其技术成果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事情做一对比。后文我将继续局限于以下问题：为什么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设法以快于欧洲大陆的速度产生和传播了高超的生产技术，而且被当做所有欧洲国家争相效仿的一个典范；英国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丧失了其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的。
技术成就既有赖于积极因素的存在，也取决于消极因素的缺失。在积极因素中，技术思想的产生和实现这些思想的能力似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思想的产生常常是一个跨国协作的工作。诚然，英国在提供革命性的技术思想上表现突出：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真正至关紧要的发明都是英国佬做出的。可是相比较而言，英国在发明创造上的作用不如其在将发明付诸实践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发明虽然可以归功于欧洲大陆的发明者，但它们却在英国得到成功的实施。诸如贝托莱、吕布兰、德·沃甘森、罗伯特、阿佩特、德·吉拉尔德、雅卡尔、阿甘德、勒伯恩、海尔曼和福尼龙德等大名都应该在名望仅次于纽可门、阿克赖特、瓦特、科特及其各自伙伴的发明家殿堂之上占有一席之地。在18世纪，英国并没有在特别擅长发明创造方面获得很大的名声。丹尼尔·狄福（Daniel Defoe）于1728年注意到，英国人长于完善他人的思想。一名瑞士棉布印花商让·莱因勒尔（Jean Ryhiner）于1766年就他的生意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 “英国人还不能以众多的发明而自夸，他们只不过洋洋自得于完善了其他人的发明……因为一项发明做到完美无缺，它肯定诞生于法国、完工于英国。” （转引自Wadswoxthand Mann，1931，p.413）多年以后，即1829年，工程师约翰·法雷（John Farev）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 “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的主要天分是把新思想付诸实践，并把这样的应用予以完善，可是他们不如外国人那么有想象力。”（引用自Mussion，1975b，p.81）发明并不等同于技术变革，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别，这就是在工业革命肇始时英国所拥有的熟练工人这个天赋资源，它帮助英国建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ifred Marshall，1919，pp.62—63）在《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评述道，英国拥有极为多样性的高度熟练的技工，储备的工具逐渐增加，这些工具比人手的工作做得更精确。“所以……．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每一项实验花费更少、完成得更快。当成功终于完全达到的时候，新发明就能够更便宜地制造出来……而且能够以比其他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规模进行生产。”换句话说，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有大批的技师和工匠可以随意支配，他们能够对“新发明”完成平凡却不可或缺的工程细节工作。这些技能建立在一个非正式的和陈旧的学徒制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英国在工业革命中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这也不是由于其正规的教育体系。在这方面，苏格兰是不同的，因为其学校比英国的学校高级得多。在英国，技术知识的传播是经由非正式的演讲、科学社团和技术著作而发生的。
英国过去是幸运的。在17世纪晚期，英国在钟表制造上领先一步。作为英国最靠近的对手，法国“由于为了逃避一波偏狭的反新教浪潮，某些最优秀的从业者流落他国，因而遭受重创” （Landes，1983，p.219）。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于拥有技能的人才，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英国一概欢迎。钟表制造者的机械技能变成新的工业技术的基石之一。产生熟练技工的另一个产业是造船部门，该部门需要精确的、制作优良的仪器。帮助工业革命准备其所必需的熟练技能的第三个产业是矿业。抽水机和运输设备对矿业至关紧要，而且蒸汽机和铁轨首先是为矿业用途建造的。到17世纪末，英国的矿业和冶金技术仍“落后欧洲的最优技术100~150年” （Hollister—Short，1976，p.160）。到1760年，英国在这些领域处于欧洲的最前沿，使其拥有了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只是在近期才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认可。英国在高技术工业传统的净成果是，它可以依靠威尔金森、纽可门和斯密顿之类的工程师来帮助建立并完善其他人所构想的机器。当然，其他国家也拥有一些赫赫有名的工程师。但其中大多数人相对来说是单打独斗的，例如瑞典人克利斯托弗·伯勒姆、奥地利人约瑟夫·卡尔·赫尔和法国人雅各·德·沃甘森。在英国，工程师和技师的数量之多足以使他们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其途径有演讲、搞间谍活动、抄袭和改进。在英国，在技术思想和信息得以交流的众多机构当中，著名的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Manchester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伯明翰月球学会（Lunar Society）只是其中的两个。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业人士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技术变革和新知识的创造均不服从算术定律的过程。
英国并没有拥有一种显著的科学优势能够解释英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考虑到科学进步在技术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述言论几乎不会令人惊讶。一位科学史学家（Kuhn，1977，p.144）甚至把工业革命前后一个世纪的英国描述为“普遍落后”，并推断科学在当时的技术变革中肯定不重要。如前所述，这样一种观点稍显过于简单化了。关于科学在解释英国领先地位之作用的问题，或许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要认识到，英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科学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它确实拥有一种不同的科学。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英国的主流科学都是实验式的和机械式的，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学式的和演绎式的科学。库恩注意到，这种观点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上，p.137）。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拥有一种现实的应用科学，拥有一个同工程师和制造者维持了紧密关系的科学团体，这些确实具有优势。正如雅各布（Jacob，1988）最近所强调的，在英国，科学家既不处于政治现状的对立面，也不是它的仆人。在欧洲大陆，科学家和哲学家要么反对已确立的政治现状，要么为它所用。英国则不然。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同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后者对金钱比对政治或军事问题更感兴趣。在这个方面，英国的优势似乎不言而喻。可是，这样一种优势不可避免地转瞬即逝，因为英国技术所依据的自然法则在19世纪期间渐次显现出来。实际上，西里尔·斯坦利·史密斯（Cyril Stanley Smith，1981，D.36）提出，英国在冶金技术（与科学见解没什么关系）上的成功迫使欧洲大陆国家极力探明实践背后的科学，以便最后在英国自己的游戏里击败英国。
在工业革命以前和期间，英国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有赖于一个有点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到1750年，英国已经拥有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营养充足，具有商业或技工背景。这个阶层为英国提供了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的创始人（cmuet。1985），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数创造性技术的头脑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个阶层。创造力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导向工业活动，很大一部分是无奈之举。政府和军事服务性职业向非循规蹈矩者关闭了大门，因为这些职业实际上对没有出身于英国有钱人家的人关闭了大门。国会成员和军队官员必须出钱购买官职，并维持昂贵的生活。职业性文职规模较小，帝国官僚机构在1800年仍然处在初期阶段。此外，官僚机构通过排外和独占迫使有才能的出身于其下的人搜寻唯一能够打开政治生涯、公立学校和不动产大门的钥匙：金钱。就社会精英阶层来说，在1850年以前控制了政治权力的有产精英在技术或者企业家精神方面对工业革命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过，他们也没有抵制工业革命。
有一种事态的发展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它涉及到受过教育的和有文化的精英阶层对技术变革的态度。麦克劳德（Macleod，1988，ch.11）最近指出，从巴洛克时期视为增长财富的手段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观念的变化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她认为，对发明创造的态度在17世纪晚期倒退了，变得更加迷茫和游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中流露出对失业的关注，其中还夹杂了一种英国人的自卑情结。技术进步在休谟和斯密的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比它在培根和波义耳作品中的角色温和得多。可是到1776年的时候，潮流变向了，而且斯密对发明创造缺乏热情在他那个时候是异常的。麦克劳德把她的证据解读为，作者们受到了技术成就以及技术需要防备诽谤者和仇敌的影响。我们一再看到，对发明创造的价值标准和态度随时间的流逝和地点的变化可以而且确实大不相同。其因果关系的方向既可以从态度到成就，也可以从成就到态度。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Jacob，1988）对这个机制进行了毫不含糊的辩论，即，巴洛克时期的进步观念日益为英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所接受，并构成了工业革命成功的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此外，她向世人展示了其他国家是如何落在接受了这些观念的英国的后面的，由此为英国的卓越表现提供了一个看来合理的解释。
可是，人力资本的优势是不堪一击的。除了某些例外，英国的早期发明者往往是没有受过很多正规技术教育的“修补匠”，他们的天分主要在于他们在机械上的独创性。巧合的是，在1750—1830年间所发明的大多数装置往往属于一个类型，具有机械才能的业余爱好者在这方面表现出色。尽管在许多例子中英国发明者看起来纯属侥幸，可是正如帕斯特说过的，幸运女神眷顾有准备的头脑。在工业革命时期，有些技术进步对所涉及的物理过程不需要大量的科学理解，棉花、铁和机床等工业就是此类。1850年以后，当需要更深入的科学分析时，德国和法国的发明者逐渐赶了上来并领先一步，而化学和材料科学的突破往往更加集中于欧洲大陆。尽管涌现了贝西默、佩尔金和吉尔克利斯特一托马斯等人，可是技术史上的“业余选手”阶段到1850年的时候正走向尽头。不过英国人这个阶段叱咤风云、纵横捭阎。
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人之所以在技术上领先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欧洲各国中，唯有英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市场，物品和人员可以在这个市场中顺畅地流动。相较于欧洲大陆，英国拥有出色的国内运输业。沿海航运、运河和道路为之提供了一个运输网络，这是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无可匹敌的。在英国，运输业本身变成了一种专家的职业，由于是由专业人员来运营，从而提高了效率、速度和可靠性（Szostak，1986）。此外，英国在政治上统一，具有凝聚力。不收取河道通行费，通过人为的边界时不征收关税（法国则不然，例如，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国内，对物品征收内部关税）。随着18世纪道路和运河建设技术的改进，英国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