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行了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而采取“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方针。
敌人进入到我根据地来“清剿”、“蚕食”，我有两种办法来对付：一种是采取正面抵抗，阻敌入侵，在根据地内与敌死打硬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直接破坏了我根据地的建设，而且还要增大我根据地的消耗，保卫根据地的效果也不会好。另一种办法则是在敌人入侵我根据地的同时，我也派出精干部队深入到敌后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乱敌部署，破敌目标，打敌要害，釜底抽薪，断敌补给，以此来密切配合根据地的正面抵抗，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卫根据地，还可以减少根据地的损失。两者相权，后者为利。所以，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的内容中，提出了“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方针。邓小平认为：“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因为这是多种作战形式密切配合的结果。我一面与敌作战，敌可集中精力于一个方面，这就等于“硬碰硬”，在敌优我劣的条件下，我肯定会吃大亏；而我若多面作战，多个方向牵制敌人的精力，使其应顾不暇，各种作战部署也不能顺畅协调地相互支援，从而大大降低其作战功能，削弱其作战优势，更有利和有效地打败敌人的进攻。正如邓小平所说：“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1944年4月中旬，日军在河南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行动。当时驻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就节节溃退，致使豫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5月以后，日军又开始向湘桂发起进攻，在豫西只留有一个师团，仅能控制陇海铁路的某些交通要点及其附近的县城。7月，邓小平专门组织作战会议详细研究向敌后发展游击作战问题。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进攻的指示，并命令由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迅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7月3日，邓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队领导人的任命会上，就开辟豫西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困难、条件和政策等问题作了许多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不战自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就侵占了三十八座县城。但是由于日伪军兵力有限，敌人只能控制住交通要道及其附近的城镇，而不可能控制广大的乡村，这种态势就为我们深入到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和可能。这一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不去创造，不去开辟，就会丧失争取胜利的机会，就等于坐以待毙。豫西地处中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北与太行、太岳两区紧密相连，南与豫鄂根据地相沟通，东与豫皖苏根据地相结合，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于创建和扩大晋冀鲁豫根据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我们必须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随后，邓小平对部队的行动又作了具体指示：部队到了豫西后，要尽快地与那里的党组织，与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尽快地同民众打成一片，力戒孤军奋战，只要你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建立起巩固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使命。
8月中旬，邓小平在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听取了豫西抗日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渡河准备等情况的汇报。当郭林祥把支队组建情况，日伪军河防部署情况和渡河准备情况向邓小平作以详细汇报以后，邓小平亲自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与郭林祥一起进一步分析了黄河两岸的地形特点，对渡河作战可能产生的影响，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等，并认真研究了渡河方案，最后选定了渡河地点。一切研究确定之后，又坐下来对郭林祥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在今年4至5月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战自溃，一部分部队逃进了深山，一部分被老百姓缴了械，豫西现在的情况非常混乱。你们过了河怎么站住脚，靠什么开辟根据地呢？光靠打仗是不行的。你们必须依靠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开辟工作。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大，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决定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9月21日，预西抗日独立第一支队两个团一千多人，在皮定均、郭林祥等率领下，从豫北的济源县西南蓼坞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时隔不久，邓小平又派了两个支队挺进豫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斗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搞得日伪军大有锋芒在背之感，后顾之忧甚大，很难再大摇大摆地到我根据地来清剿、扫荡了，从此打开了豫西前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至1944年底，我晋冀鲁豫军民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共拔除敌据点千余个，歼敌七万六千余人，收复县城十一座，光复土地六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把许多被日伪军分割的小块游击区扩大成了大块的根据地。圆满地实现了“敌进我进”战略方针的作战意图，充分证明了“敌进我进”伟大战略方针的正确。
四、建立了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所需要的前进阵地
针对豫西时局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又及时作出了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决策，并指示邻接河南的我八路军、新四军，派遣有力支队向河南各地挺进，为全面反攻准备奠定了基础。为更好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进军河南的决策，邓小平等在本区主力部队缺少的情况下，又准备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南渡黄河，加强豫西。党中央、毛泽东仔细考虑了太岳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求在不妨碍太岳区后方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只派一个团南进就可以，加强豫西的作战力量，开创豫西根据地的任务，主要可以交给从陕甘宁边区抽调的两个团来完成。邓小平深刻理解党中央、毛泽东的这种关怀，在适当调整了本区部队防御部署后，还是从太岳军区抽调了第十八团、第五十九团主力等组成了豫西第二抗日支队。1945年1月1日，邓小平等任命刘聚奎为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率第二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四个月后，邓小平等又从太行区抽调主力部队组成了第六支队，挺进豫西，以抓紧进一步扩大豫西反攻前进基地。
另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邓小平等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采取了守势，做法是有拉有打，先打后拉。要求部队只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慎重地自卫。对此，邓小平认为，这种斗争，主要是用以反对那些大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我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既是和平的，也是政治的。只是对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实践证明，这些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才更有利于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创建和巩固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
总之，从1943年开始，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对敌人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尤其是邓小平等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斗争形势，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正确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调动和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公开和隐蔽、合法与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全面反攻，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这一点，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一九四二年底以后，中共方面挽回了过去两年的颓势，逐渐增强了力量”。“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现运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从敌人的哀叹中也充分证明，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创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卓有成效的。
正是在邓小平“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这一谋略思想的指导下，才使我一二九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日伪军丧心病狂的“围剿”和封锁下，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的猛烈攻击下，非但没有被赶尽杀绝，反而是越战越强大，越战越发展，越战越胜利。战争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的谋略思想的正确，也证明了对于弱军战胜强军、劣势战胜优势的重要。
正是在邓小平“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这一谋略思想的指导下，才使我一二九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日伪军丧心病狂的“围剿”和封锁下，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的猛烈攻击下，非但没有被赶尽杀绝，反而是越战越强大，越战越发展，越战越胜利。战争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的谋略思想的正确，以及对于弱军战胜强军，劣势战胜优势的重要。
第四节教育为先 民与上同意
邓小平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指挥员，在与敌军事斗争中，他不仅能谋善断，施计用术，而且还善于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紧紧围绕着战局的转换，任务的变化，部队的思想情绪等实际情况，以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宣传大局形势，了解作战的目的和意义，统一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鼓舞部队士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懂得从大局出发，自觉服从和服务大局，从而使部队上下高度统一，众志成城，焕发出高昂的斗志，聚集起极大的战斗力，以配合军事斗争，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这就是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所善于使用的“教育为先，民与上同意”的斗争艺术。
“令民与上同意也”。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其意是说，要争取民心，取得民众的支持，在军事斗争中，也可以理解为部队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可以说，“民与上同意”之策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生长点。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军事斗争中，仍然需要政治工作的支持，尤其是在最为复杂、紧张、激烈、残酷、危险、困难的军事斗争中，就更需要政治工作的紧密配合和卓有成效的保障。即通过政治工作帮助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懂得为何而战，取胜的作用以及此战的意义等。并由此激发出积极踊跃请战、求战、参战的热情，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坚强的战斗决心和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正像一位军事理论家所说：精神是战斗力的支点，支点的位置不同，决定战斗力的顶点也不同，只要有那种勇敢、坚毅、求胜的精神，就会有超强的战斗力，反之，再精良的武器装备，再训练有素的部队，其战斗力也会一落千丈。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任务中，都十分重视部队的精神状态怎么样，部队的情绪反应怎么样，并坚持做到教育为先，以求得“令民与上同意也”。所以，他指挥的部队，不论打什么样的硬仗，恶仗、险仗，都是攻无不克，守无不固，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