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述了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接受了马林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很快地作出决定，通过各种方式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使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枪击负伤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1921年底，因体力不支，列宁不得不经常间断工作，把领导俄共（布）和国家的重任交给斯大林。1922年4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斯大林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月14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彷徨。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为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8月12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孚、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苏联《消息报》1922年7月6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党成立后，李大钊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只好以诚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月16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
“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年1月17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月26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在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署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来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酒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坚持不让问。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问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火气的目光，费德林已经有点慌乱，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脸上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问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便怕自己贸然提问，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等等吧，下次再说！”
第一章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湖南的工运史廓清疑云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不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不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入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入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不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词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袖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30年代和40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的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他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赫鲁晓夫还说：“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作一些历史的回顾，因为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