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这个长期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是斯大林信任的由苏联直接培养的留苏学生，而且长期驻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他长期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革命，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和斯大林在中国的“钦差大臣”。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王明的活动，常常使毛泽东处境艰难，进退维谷，这对决心“剿共”的蒋介石却帮助极大。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4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爱写诗文，在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斗争中积极、活跃，被推选担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925年9月加入共青团，10月，由许凌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苏联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进步青年入校学习。许凌青给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写信，保送王明到中山大学去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很激烈。由于在中山大学“校长人选”和“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王明站在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一边，很快得到了米夫的赏识。米夫在俄共党内的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重用，很快由一个研究员提拔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维金斯基、鲍罗廷、马林、罗易、罗米那兹等人都先后因中国问题受到批评或罢免，所以米夫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中国部部长。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明，见米夫青云直上，不仅对米夫唯命是从，而且阿谀奉承，和米夫搞起了宗派活动。1927年2月至7月，由米夫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王明担任米夫的翻译，极力讨好米夫。
1928年米夫接替拉狄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同年3月，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米夫有意安排王明当翻译，不久，又提王明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1929年4月，王明奉命回国，先后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工作，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在讨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向忠发、李立三指责他们是反党路线和宗派活动，决定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3人严重警告处分。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11月间，共产国际又派米夫为代表到达上海。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不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而且通过决议，撤销了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人的处分。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加紧宗派活动，煽动党员“根本改造党的领导”，迫使中央接受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
在米夫等人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米夫等人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实现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等人上台的目标。会议选举时，许多同志反对选举王明。1931年1月13日，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把反对王明当选的一部分同志召到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开会，进行动员。他极力美化王明，说王明是中共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并威胁说，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米夫还当场宣布：谁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就要受到处分。就这样，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在米夫这个国际“保姆”的扶持下，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选举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工作由王明负责，实权掌在王明等人手里。
四中全会后，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秦邦宪（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又被提拔担任团中央书记。从此以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和团中央都占了统治地位。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要求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去到苏联，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米夫和王明打得火热，帮王明上下周旋，任命王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王明去到莫斯科，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书记。王明路线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说：“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现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组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
王明到苏联后，很快地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与决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形成了斯大林、王明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决议和指示，秦邦宪（博古）在国内照令办事的局面。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什么选中王明并把他扶上高位呢？因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在联共党内的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斯大林、米夫一边，成为斯大林、米夫的忠实信徒。1929年4月，共产国际将王明等人陆续派回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党的《红旗》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言论奉若神明，大加称颂、宣扬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完备、更带“理论”色彩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不仅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和总纲领，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
例如，“保卫苏联”是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同志们！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1928年7月13日，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论述共产国际的问题时，分析世界的各种矛盾中，有三种基本矛盾：一个是在资本家阵营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因此，斯大林提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教条主义者王明，把斯大林的语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经，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管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死搬硬套、强制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全党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
第一，“武装保卫苏联”、打击爱国的中间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及时地向人民提出“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民主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兴起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却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是要把中国“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国际指示传达到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决执行。他们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党的“中心任务”，大声疾呼要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他们置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于不顾，却隔靴搔痒，组织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这些宣传和做法把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斗争对立起来，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灭亡中国的特定条件，看不到中国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引起了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当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已于8月间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将陈调元所属的反动军队打得片甲不留；全国人民的抗日声势浩大，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中间派都活动起来，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上海《大公报》、《申报》公开要求“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2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广东派孙科等上台，声言要和共产党红军妥协。1932年1月底，南京政府因上海发生抗战而迁都洛阳，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有的中立动摇，并且有人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的问题。这些情况说明：“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开始降为次要地位。但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强调中日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反而把中间派别的抗日民主要求看作是欺骗，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部和在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仍旧强调国内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