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互相比较、互相交锋的重要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正确地处理了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面。延安的整风运动，是系统地反对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思想斗争；是消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坚持和发扬中共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20年代后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高度的集权领导。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成了指挥一切的“老子党”，对各国的共产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给国际共运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抵制了苏联共产党的干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坚决依靠中国人民的革命，必须依靠自己“斗争策略的正确坚决”。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
毛泽东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反对把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教条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撰写了许多著作。就拿他制定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来说吧，抗战伊始，亲日派汪精卫等人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以后，幻想依靠外援速胜，鼓吹“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毛泽东分析了世界形势和中日两国的特点、力量对比，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并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写成了《论持久战》。
为了写成《论持久战》，毛泽东反复研究，集中概括，日夜奋战，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一点小米饭和土豆菜。窑洞里的书桌边，放着一块小石头，手臂酸疼时，他紧握几下石头，活动活动，使筋骨得到松弛。五天以后，他累得脸色苍白，双眼充血。但他越写越兴奋，接连苦干。天气寒冷，他手在写作，脚在烤火，第七天的黎明，他正写得得意，突然，感到脚上烧痛，越来越厉害，无法忍受。但他有几句激情的话，不写不行。当他写完那几句话后，拉出脚来，低头一看，糟糕！右脚上穿的布鞋，已被火盆中的木炭火，烧开了一个洞。
毛泽东端来茶缸，浇了点水，扑灭了火，喘了喘气，感到有点乏困。但他在窑洞里活动了一阵身肢，喝了一杯烧酒，又继续伏案写作。奋战八天后，他过度劳累，头痛眼花，有时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治。他吃了点药，休息了一阵，又继续写作。直到第九天，毛泽东才完成了这份印成八十页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他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在中国能够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但是，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后失败。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有了无产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他特别指出，其中的第二阶段即是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重要转机。
毛泽东特别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持久战，才能赢得最后胜利。他批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说他们都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都是唯武器论者。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所以，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毫不慌乱，既要高举联合全国爱国同胞的抗日旗帜，抵制外侮；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投降国民党，不依附蒋介石。这在斯大林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毛泽东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做得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肯相信，不敢承认，闹得非常被动。
1940年3月，王明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让他长期坚持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流毒继续作怪。毛泽东对此作了批评。王明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真正接受，只是见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硬碰不行，便玩起两面派的手法来。表面上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进行攻击和污蔑。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讲演，他讲的题目就是《学习毛泽东》。他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学习毛泽东的什么呢？王明在演说中讲了五个方面：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他说，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虽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他“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在这篇讲演中，把许多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好像王明对毛泽东十分敬重，对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赞成的。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王明为了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而做的姿态。正如1948年4月1日王明向任弼时所说的：“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青干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但在背后他却对毛泽东思想肆意污蔑。例如1939年底他在延安作的一首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说：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其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了，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将来它必然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说得这样清楚，哪里是什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呢？实践已经证明，这部光辉著作，不但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且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正确运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希特勒背信弃义，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的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狂风暴雨似的袭向苏联。德国的盟友和仆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跟着希特勒袭击苏联。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斯大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凌晨4时许，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面对这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突然袭击，该怎么办呢？敌人这么强大的攻势，我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为什么不事先指挥部队作好防御呢？难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兄弟党和友好人士都没有提醒吗？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像被什么狠刺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叠电报，迅速翻阅起来。
人在慌忙的时候，特别是在危急关头，要寻找一件急需的东西，往往很难。越慌越乱，越乱越急，越急越找不到急需的东西。斯大林将那些重要的电文翻了一遍，沮丧地摇了摇头。
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在找什么？”
“电报！一份从延安拍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仍在那一叠电文中翻阅。
“是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电报吗？”“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找不见了？”斯大林说着，仍在寻找。马林科夫立刻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不，电报在这里。你当时看后说，这是谣言，全无根据，让我保管着。”斯大林接过那份简短明确的电报，看了又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那电报上只有一句话：
“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希立即采取对策。”
然而，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认为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突然袭击，甚至怀疑那是英美方面的挑拨离间。现在，事实证明中共的情报是准确的。毛泽东关心苏联的命运，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而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坐失良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斯大林当即对站在一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请您以您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尽快照办。
斯大林那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在这数百万法西斯匪军闪电袭击的面前，在这苏联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以有中共这样一个兄弟党而感到欣慰，他以有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邻国而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根据总参谋长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报告和中共的电报信息，当即发出命令，要前线各部队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军可能发动的一切袭击，但为时已晚，希特勒德国的“闪电战”使苏军猝不及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气得斯大林拿着电话听筒，沉沉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粗声地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