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斯大林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注重思想教育，只着重组织处分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国际指示”、“不执行国际路线”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毛泽东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多次被他们批判斗争，给予处分。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是正确的，有功的，却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31年11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2年10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领导南昌起义有功，也受到了党纪处分。1930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对瞿秋白的无情打击，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教训时说：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做法后，创造出来的方针。
但是，当年在莫斯科和王明一唱一合的康生，这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既掌握着整风运动的部分领导权，又直接控制着中央社会部。在整风前后，他利用逼、供、信，把一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员，打成“特务”、“汉奸”、“红旗党”。又利用这些“炮弹”打开缺口、制造舆论，“扩大战果”，企图把整风运动变成“整人运动”、“抓特务运动”。
有一次，康生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控诉、规劝大会，先让被他屈打成招的一名干部“现身说法”、“坦白交待”，接着又点了许多单位和许多人的名，“敲山震虎”，闹得人人自危。没几天，康生指挥边区保安处就逮捕了200多人。
1943年7月15日，康生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的“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要求普遍开展“抢救运动”。没有几个月，闹得陕甘宁边区“特务”如麻，人心惶惶。一封封告状信和“坦白书”飞到了党中央。
一天，师哲又把一厚叠“特务”的“坦白书”和“交待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看了一份，就看不下去了。他问师哲：
“你相信这些东西吗？”“这都是当事人自己写的，自己坦白自己是特务，还能有假？”“不，事物是复杂的！人们都在一定的条件下说话、办事、写字。你说说，他们写的这每一句话都真实？”师哲轻轻地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了本机关有两位从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为人老实，工作勤奋，平时表现很好。突然，有人说他们是派进来的特务。他们先不承认，后来，经过批判、斗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且写出了书面交侍材料。师哲觉得这样硬逼出来的“特务”可能有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沉思良久，站立起来，在窑洞里踱着步子，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师哲说：
“是啊！事物很复杂。看人看事，不能光看材料，看现象，看口供，一定要看实际。当年在中央苏区，有人抓AB 团，靠口供、逼供信，当时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结果呢，把许多好同志冤枉了。”
康生继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1943年10月8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绥德县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2600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人，被揭发者190余人。毛泽东看了材料，沉思良久，提笔批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后来，毛泽东又下令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当众向受冤屈的人鞠躬，赔礼道歉。成千上万的干部党员解脱了，整风运动的航船绕过了暗礁，驶出了险滩，扬起了胜利的风帆。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应该看到，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斗争是正确的，但没有斯大林的支持、默许与认可也是办不到的。应该承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有个发展过程；而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前期已有初步认识，并有积极行动，是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斯大林的认识虽然有错误，有反复，但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回国后，他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甚至造成了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一致，让人们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就在这严重混乱的关头，1938年秋的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但还是容忍了，默认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击。斯大林虽然曾经怀疑中共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但他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横态度。尽管王明一伙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帮助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是尊重事实、尊重中共、“忍痛割爱”的正义之举。自信而固执的斯大林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毛泽东所坚持的又是和苏联模式大不相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怀疑到支持、赞扬是可以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斯大林发现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惨败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转机的时候，他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并且默认了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实际上包括斯大林）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季米特洛夫等人签名，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宣布“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由执委会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分部加以批准。”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革命圣地延安，很快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电文。这是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运动的大事，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大事，必然受到多方关注。党内党外、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毛泽东拿起那份翻译出来的电文，看了一遍，放下电文，若有所思地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又背起手来，在窑洞里踱起了步子。师哲问毛泽东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听而不闻，没有回答，只是又大口大口的吸了两口烟，皱皱眉头，进入了更深的沉思。的确，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泽东在重大的事情上，从来不信口开河，随便表态。等了许久，毛泽东只让师哲给他找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历史材料。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它是由列宁倡议并领导创建的。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政党的52名代表。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列席了大会。列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国际的领导机构，由每个党选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由执委会推选列宁等5人组成执行局，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国际的直接领导。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并且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主张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认为犯不犯错误，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功劳。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
毛泽东指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以及各国都有很大的功劳，为什么又要宣布取消呢？他回答说：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
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各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合适的，现在就不合适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与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说明。他说中国人民苦难深重，斗争也很英勇。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拥护，统一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思想，鼓舞了抗战救国的情绪。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掀起了一股股反共的逆流，但很快地就被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击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