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谈，气氛热烈、态度友好、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可以说是自由的，平等的，发言和谈论的问题似乎是即兴的，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谁对谁的乞求。
长长的会谈桌上，摆放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伏特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30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萧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1921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家探亲时教育弟妹，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在这里，应该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1901年，她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冲下杨家屋场。其父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他从小教育杨开慧努力学习，要保持俭朴的作风，同情劳动人民。毛泽东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时，杨开慧常坐在旁边静听默记，时间长了，她就爱上了毛泽东。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带杨开慧在北京学习，毛泽东两次到北京，和杨开慧一起游北海，看故宫，读进步书刊，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关于他们的恋爱经过，杨开慧在1929年6月20日写的《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上了他”。经过“差不多二年的恋爱生活”，他们于1920年冬天结婚。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到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负责整理文稿，机要，交通，生活安排等，并协助丈夫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
1923年，毛泽东要离开杨开慧到远处去工作，写了一首《贺新郎·别友》词，体现了这对青年夫妻之间的真挚爱情：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更纯、更深、更执着。她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曾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毛泽东）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在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她日夜怀念“远行人”，1928年10月，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杨开慧知道凶恶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毒手，便着手安排后事。1929年3月，她在《给一弟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1930年10月的一天，杨开慧在长沙“板仓杨寓”被捕。她带着大儿子毛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铁骨铮铮，严刑不屈。11月14日她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9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壮烈牺牲评价很高，说她“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
1957年5月11日，在复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的信时，毛泽东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表达了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造国家和社会，绝不是一件能在短期内轻易完成的事，更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能办到的事；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这个目的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组织了一批“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有理想、有朝气的朋友结成了新民学会，开展多种革命活动。到1920年夏，新民学会的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他们大都是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1920年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并领导革命斗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负隅顽抗。中国国内也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7月5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在法国的蒙达尔尼开会，讨论新民学会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
但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一方针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要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当时，李维汉也赞同萧子升的主张，认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它，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不久，李维汉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这个观点，转向赞成蔡和森的观点。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信写得很长，观点明确，措辞有力，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蔡和森在信中，首先强调了建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工团（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所以，现在的中国，要先组织共产党。蔡和森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缓宜急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在信中，蔡和森一再强调：“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步骤和方法。他强调说：“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信中，还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非常重视，认真研究。1920年12月1日，他给蔡和森、萧子升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学会方针”问题，毛泽东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