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讲，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即对生活的体验、行走、观看、味道、气味、感官享受和情绪体验，一切其余的感受，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只要它们不再为我们提供享受。此时此刻，我们有可能感到厌倦、无聊、抑郁、想自杀，我们会说，“生活是无意义的”或“生活有什么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正因如此，我才宁愿采用原样意义的说法也不对无意义让步。
合法解释和原样理解的认识
我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研究，即研究不同类型性格的科学家的动机。我仅仅要求他们漫谈和回答我两类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你的行业？你的领域？你的课题？你从你的工作中得到的主要报酬（满足，快慰，最高幸福的颠峰时刻、兴奋点）是什么？是什么使你坚持工作下去的？你为什么爱你的工作？”还有两个类似但不同的问题：“你为什么堕入情网？你为什么安于你的婚姻？”
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此项研究。不过，通过与十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谈话，我仍然对科学家的种种隐伏动机有很深的印象，这些动机驱使他们选定方向并坚持下去。至于一般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快乐和满足，他们的喜爱和厌恶，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们的工作风格，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性格”的一种表现。
与许多其他研究者曾有过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我再次觉得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对立类型的人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如顽强的和温和的，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太阳、音乐诗、健康等）型和狄俄尼索斯（酒神，象征享乐）型，****型和口腔型，强迫型和歇斯底里型，男子气和女子气，控制的和冲动的，统治的和承受的，猜忌的和信任的，等等。
有一个时期我曾用X和Y作为指代字母，作为所有这些反义词对子中的共同因素。另一些时候我用过“冷静”和“热烈”，因为两者都不含有贬义——厌恶或侮辱的意思，并且我认为这两个词的“观相性质”要比现有知识状况中更明确规定的词汇好一些。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也曾尝试对比“蓝——绿”（光谱的尽端）和“红——橙——黄”两种类型。最后我把问题搁置起来，尽管我觉得正在广阔领域的边缘上徘徊。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当时的一个初步印象，因为现在它越来越有说服力了。之所以提出来，只是为了进一步慎重检验。我认为在性格和外貌上属于“冷静”或“蓝—绿”或“顽强”型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把法则、规律性、确定性、确切性的建立作为他们科学工作的目标。他们谈到“解释”，显然倾向于经济、简单、一元化。完成简化的时刻，即达到变量数目的缩减，也就是胜利和高度成就的时刻。相反，我觉得“热烈”、“红—橙—黄”、“直觉”型的人（他们更接近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而不是工程技术专家）或“温和”、“软心肠”的科学家，容易炽热地谈论问题，会把“理解”的时刻（对原样状态的理解）作为调查研究的高峰和奖赏。概括来说，性格学上从顽强到温和的连续系统分布，可以类比为这样的连续系统——一个以“合法解释”为一端和以“原样理解”为另一端的系统连续系统。
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那似乎已成为他们的。即使如此，我认为做出这一类型学上的区分还是必要的。据我了解，有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人确实是如此，有些我看过他们个人记事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坚强，什么时候应该温和，而不是在强硬和柔软二者中做出根本的抉择。在心理学范围内，我的观点仍然是，这样的二歧化可能把那些“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临床家）和“典型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实验研究者）分隔开，虽然我完成的这项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不强有力地支持这一猜测。
对于纯粹或极端的类型而言，这已接近一个假说——“抽象知识”和“经验知识”是相互对照的目标。
感知对结构的承受
由于在原样和抽象之间既做出区分又使两者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一次遇到共相和法则是否真实这一老问题，它们完全是人造的或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吗？或者，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吗？虽然模糊不清，它们是一种对于外界先于人而存在的什么东西的知觉印象吗？我在这里不企图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可以提供一点见解，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首先，疑问最大的就是问题的二歧式、非此即彼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吗？原样和抽象之间的区分暗示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对原样的感知比整合与抽象的完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更是道家的、承受的、被动的。但这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对共相的感知只能看是一种主动的任务，一种权威的创造。它也可以是一种承受的开放，一种非干预的意愿——希望事物是它们自身的状态，一种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知觉对象的结构自身向我们显露出来，是一种秩序的发现而不是一种秩序的安排。
在这种承受过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弗洛伊德对“自由漂浮注意”的发现和推崇。从长远角度考虑，在试图理解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时，或有同类问题的任何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弃主动集中注意和力争迅速理解。这里的危险在于可能有一种早熟或不成熟的解释和理论，而且它还很有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构造物或创造物。从初级过程的角度看，力争、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前意识或无意识层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径。这些活动属于次级过程并有可能掩盖或排除初级过程的资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让无意识向无意识诉说或倾听。”
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文化人类学家身上，特别是在他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全部繁杂情节时。在这里，早熟的理论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弄得此后任何有违早熟构造物的资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顺从资料，让资料各就各位。
对于习性学家、生态学家和野外博物学家也是如此，对于和任何种类的大量资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则上也适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主动而且要学会被动。一个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资料，懒洋洋地看报表，拼来拼去，像游戏一样，坠入白日梦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继日”，把全部事业交付给无意识。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这通常很起作用。
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对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众多表象，你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首先要设想你不能被它吓住。于是，当你被动地承受和接受时，你能做的惟一事情就是对它的一切深感惊奇，思索它，品味它，赞叹它，迷恋它而且要满怀希望，你会发现乐趣无穷。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这和孩子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几乎没什么区别，一心一意地，兴致勃勃地，着了迷一样，瞪大眼睛，被魔法镇住似地。
在高峰体验中和在孤独体验中，也会有这一类迷恋世界的情况发生。当我们思索死亡或因缓刑而暂免于死时，或当“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开启了世界的宝藏时，或当致幻剂发生最佳效果时，或当一位诗人或一位画师能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新意的世界时，这一切都是通向领会事物原状和真相的道路。它们全都联合起来告诉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可怕，而且也可以是非常美妙可爱的。
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做，我们只要承受地、屈从地、沉思地体验这一切。我们无须立即做出解释、分类、提出有关的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没有忘记这样的言论，有些人宣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接近现实。他们说，如果我们想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警告我们，当我们开始进行组织、分类、简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动时，我们也开始离开此时此地的现实，观察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和发明物，我们自己的先定概念。这些东西是我们自立门户的安排，我们依靠它们把秩序强加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
显然，持有这种观点是与常规的科学观背道而驰的。例如，艾丁顿看到和触及的桌子，他认为不如物理学家所概念化的桌子那么真实。多数物理学家觉得，当他们离感性世界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涉及的现实当然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不同，向简单化的方向行进确实分解了这一现实。
由于我们已经同意科学有两极的说法，因此，我们无须再仲裁这一争端。科学的两极一方面要求经验和领悟具体，另一方面要求把纷乱的具体组织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观的事实要求强调前一目标而不是后一目标。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们应该如此，不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经验的现实中的立脚点，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有一切知识和一切科学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