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怎样认识历史和历史记载。新疆人类学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一些。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特别是文化交融甚至文化冲突一直是新疆多民族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新疆各个民族的认同因素中，民族的历史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常量。由于记载新疆民族历史的文字既有汉文，也有其他文字，有些已经是“死文字”，还有些民族的历史记载不是靠文字，而是通过民族的口传史诗或口传“编年史”，这就让研究者得非常小心地利用历史资料。新疆的不少民族有着记载一时一地历史事件的传统。直到今天，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还会发现，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着“乡土历史学家”的现象，即一些当地有文化的人，做着记载他所在的一个村或者更大一些的社区的历史过程的工作。过去官修的历史（包括现在修的一些志书）往往只记录事件的结局，忽视事件的过程，而文化是一个过程的体现。这些民间的“修史者”所做的恰巧弥补了这个缺陷。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非常注意搜集“民间历史文献”，更注意搜集口述史。正是这些口述史，哪怕是一些片段，对于我们田野调查获得的认识的支持和补充的价值是很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认同观念的形成和延续的独特作用，他们通过史诗、传说（部落的或社区的）、口述史记载的文化史与历史学家用某种理论写出的文化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学家可能只记载了一种祭祀仪式本身，而史诗、传说或口述史却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祭祀仪式背后所反映或积淀的一种文化象征意义或隐喻意义。比如，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正统历史记载中不乏对于西域诸族信仰萨满教的记载，但大多都是以一个“巫”字结束。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关于萨满教的资料，包括史诗传说和祭祀说唱词，却展现出了历史上和当代的族群对于他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象征性理解和赋予自然万物文化隐喻意义的表达方式，地木拉提博士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萨满教构成了新疆许多民族认知心理的深层结构。”所以谈到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我们就不能忽视这样的“历史资料”。这几年我翻译出版了几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新疆考察、探险或工作的欧洲人写的着述，其中就包含有大量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有研究价值的资料，而当时国内对他们所记载的新疆民族社会文化事象却很少有记载，翻译这一类书籍，出发点也是想从中获得外国人对新疆某个地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文化现象的记载，这又在我们的研究中添上了另外一种文化的观察视角，同样是很有意思的。
新疆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是研究者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对多元文化现象的认识，也是跨文化的研究，我们很重视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民间文化的冲撞乃至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是我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中一直非常关注的现象，尽可能地通过人类学的眼光看这些民间的多元文化互动，对于我们形成本土化研究的认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在新疆多元文化是扑面而来的。
崔：有时你从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区走出来，来到离它不远的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你就可以感受到既有相似的文化事象，又有差异明显的文化事象。但是多种文化事象共存，彼此互相影响，又让人感到是非常和谐。这就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来认识。我想，在新疆讲本土化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
徐：你讲了对新疆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看法，对你来讲，新疆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解释这里的多元文化现象。对你们来讲，多元文化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你现在是否可以跳出新疆，谈一谈你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现状的看法？
崔：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处在新疆的边缘位置上，很难讲点有说服力的看法。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想法，提出来请您指教。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开始了恢复与重建过程，现在应该讲，这个过程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从最初的几位老前辈呐喊冲锋，到现在有一批人进入了田野，其中涌现出了一些受过良好训练、学术上已经比较成熟的中青年学者，撑起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大半边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和标志。费老先生和其他老前辈一度中断了的研究，现在有了继承人，而且在学术上有发展。他们现在不言自己超过了前辈，也是中国学人美德的体现，但是，有几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这些人来看就有超越。这一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拿庄孔韶先生的《银翅》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相比，既有学术上的继承性，也有庄先生自己独到的一面；就方法论而言。庄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新的分析手段就多一些，因此也就有自己的深度和厚重感。类似这样的成果还有一些。
对国外比较新的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引进工作已经做了不少，对此我们要感谢王铭铭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一些主要的新理论流派和方法对国内人类学界来讲，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如果我们可以说，恢复阶段即将过去，发展时期已经来临，那么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可能是下个阶段中国人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即使是本土化问题的探索，我想也不要一刀切，不要追求一种模式化的统一，而是鼓励大家多做实证性的探索和理论上的讨论。
徐：你的意见是，我们第一阶段基本完成了？
崔：可能是这样，也可能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如果说我们仍然在恢复过去的东西，这也不全面，毕竟学术研究是在向前发展。人们现在议论比较多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道路和模式。即使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发展阶段，希望也不要追求统一的模式。讲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很明显。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对它们的研究在模式上必然是多样化的。如果现在追求一个系统的“统一场论”，既没有基础，也没有必要。
徐：我比较赞成你的观点，我认为这既为时过早，也没有必要搞一个刻板的模式。学术研究本身应该多元化，多样化才能体现丰富多彩。而从世界上人类学的发展来看，它也没有一个刻板的、规定性的模式，它是不断地在田野中提炼和升华的。从古典的进化论到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种变化，包括现在的应用人类学。
崔：所以我很同意有学者提出的搞人类学的要学会互相欣赏对方研究的主张，因为中国现在搞人类学研究的人学科背景很不同，即使在国外受到的训练。学术背景也不一样，更不用说像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了。大家互相宽容很重要。在学科成长阶段很容易挑别人的毛病，但是毛病挑得太多了，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徐：听说有人提出了人类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有没有必要提？
崔：我在1999年新疆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人类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学术研究规范化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而言，规范化不是定义性的要求，而是我们对这门学科研究理念和对象的认同。人类学中有一些搞研究最基本的规则，比如客观性、对研究对象文化的尊重、学术上的平等和求真求知等，都可以看作是规范化的重要标准。至于怎样才算是规范的田野调查、什么样的描写方法才算是规范的，论文写作文体和格式是否也有规范化的要求，引文的格式也应该有一些规范化的要求。但是规范化不是模式化，就中国人类学研究而言，规范化也不是西方化。学术着述与国际规范（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写非西方文化的规范）接轨的提法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影响的嫌疑，国际上已经有学者提出了看法；西方人类学界的话语霸权是否包含了西方人类学研究规范的内容等等，现在都有争论。因此也有人提出，讲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人类学界可以而且应该展开讨论，但是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地参与。
徐：这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中期大会，从这个会议里看今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你有什么想法？
崔：北京的这个会议我认为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经过前一个时期的恢复，它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对这个学科的认识可能比过去有变化，也认为这个学科有必要在中国发展起来；第三，是国内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者参加人类学、民族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东南西北的都有，不仅与国外学者交流，互相也有了交流。通过交流，了解了国际上同行们在做些什么。我自己感到，国际上人类学研究，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对当代复杂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探索，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近，它和其他学科的交叉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且研究领域与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密切。在这种背景下，国内人类学的研究就面临着如何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研究转向对当代社会的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对西部众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和社会发展能够做些什么？最后一点，还是我在前面多次提及的，对国内多元文化格局的存在和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交际的研究。我们过去研究某一个民族文化现象的比较多，而研究不同民族之间跨文化交际的比较少，比如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格局理论的实证研究，对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比较少。这些都是新的课题，新的领域。
这次北京会议可能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徐：那可以不可以说这个会议是中国人类学恢复发展的一个标志呢？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新发展的一个开端？
崔：人类学研究进入中国已经快百年了，中国搞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与外国学者讨论学科研究问题，也可能是外国同行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听到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声音，确实有它的特殊意义。但是我想，我们也不必过分为此而激动，还是需要审视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方，该到哪里去。
徐：1998年我国也只有22个人参加了世界大会，那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了，但这一次我们中国学者有150多人出席了北京大会，国外的学者有200多人，这次会议有这么大的规模，我很赞成你关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和影响的说法。
崔：大会结束了，大家又回到了田野之中，做该做的事情。我想搞人类学的人很需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也不必追求产量、规模和效益。人类学者进入田野，虽然田野很热闹，但我们自己却是孤独的。人类学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不容易。
徐：这次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做问卷调查我们对这一点非常有感触，那是个热闹的地方，我们却感到很孤独。
崔：人类学者在田野大都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研究的群体的文化和自己的不一样时，更是这样，有时很无奈。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庄孔韶先生的看法，我们要以平常之心去观察生活、研究社会，不要动辄以市场经济下的适者生存、自救的原则衡量我们的研究，或是等待别人“宠幸”我们的研究，因为人类学学者如果不甘于寂寞，那么我们就无法置疑已有的成果，也就无法实现我们想认识人类文化变迁的轨迹的学术追求和为人类文化积累做一点事的愿望。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