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也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许我也只能用较简单的方式来说。其实，现代许多普遍使用的分类范畴，比如经济，即使是在西方，也是在15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而西方15世纪以前的经济和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完全是两回事。这个经济类别也可以说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而不是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代都有，特别是对我们一般所说的“传统”台湾原住民或中国大陆的一些少数民族。对他们而言，不仅没有现代的经济，也没有现代的宗教、政治乃至于亲属等分类范畴。有的话也是后来与外界接触或现代国家所引入的。那么，如何去了解这些现代概念如何被建构以及当地人原有的观念呢？我的看法就是回到社会学、人类学早先所讨论的了解之类别或范畴（the categories of understanding）上。正如康德所强调的，每个文化的知识体系都由一些基本的文化概念，包括人、时间、空间、物、数字、因果等所建构、发展出来的。它们的不同性质与不同的联结，不仅呈现每个文化的特色，更影响其成员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方式。我的计划就是，一方面想验证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另一方面将整个研究往前推。因为至今我们无法确定到底基本的分类概念有哪些？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利用现代的分类概念（如经济、宗教、政治、亲属等）如何被建构的过程来了解这些基本分类概念如何影响他们对于现代之分类范畴的理解与建构。而由这些年来研究累积的结果，我们逐渐发现除了“人观”、“时间”、“空间”、“物”之外，“工作”、“超自然观念”、“知识”等分类概念很可能都具有同样的地位与意义，而成为我们日后继续探讨的课题。同时，我们也发现每个基本分类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地位与重要性。比如，“人观”在我所研究的布农文化中就有其重要性与支配性，若不能理解他们的人观，就几乎不可能了解布农人是怎样去理解及建构现代的“宗教”观念。但对台湾的排湾族而言，物质文化与艺术非常的发达，物的观念远比人观更凸显。就这社会最突出而最具支配性的贵族阶级制度而言，便是透过其物质文化来呈现。比如，贵族的衣服只有贵族家系的人才能编织，也只有他们才能穿。同样，贵族家屋的装饰是该家系的人所垄断，一般人是不被允许使用的。所以他们对物的理解是非常的复杂而深层。但对布农人而言，只要是人造物都没有灵魂，所以他们可以随时改变，因此在布农族里找不到所谓的纯粹或传统布农族的衣服。因为布农族人跟哪一个族群接触便受到那个族群的影响，这跟他们的观念里认为“人造物没有灵魂”有关。而灵魂正是布农人传统人观中最主要的部分。
徐：这样，按基本文化概念分类：“人观”、“空间”、“时间”、“物”、“工作”，再就是你讲的“超自然信仰”。
黄：对，目前我所做的就是这些，加上“知识”，共七个方面。
徐：那么研究这个基本文化分类概念，你们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
黄：这前面多少已说了。一方面，就民族志层面而言，自然是要更深入地去了解被研究的文化，因你若不能了解到这些基本分类概念就很难说是已了解被研究的文化。而许多更为复杂的信仰与观念也就更难掌握，包括那些现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社会”、“文化”等分类范畴。而也只有达到这层次上的理解，才有可能去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来讲，是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于已有文化理论的解构，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能够有更基本、更细致、更深入而又更广泛的研究新切入点，使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兼具反省性、批判性及建设性，以重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理论。更希望透过这类的研究能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所反省及创造。
徐：你现在这些基本文化的概念非常重要，我觉得那是理论上的深层次的研究，而且也是很前沿的。了解现在人类学的问题，好比说“空间”、“时间”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前不久王斯福他们在厦门也举行了一个人数不多的人类学研讨会，对时间、空间这个问题作了讨论。我想根据你现在的研究来讲，“人观”的意义刚刚你已经用布农族的例子说了。那么，“空间”与“时间”的研究意义又是什么呢？能否作一介绍？
黄：如前已提到，每一个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就布农人而言，“空间”与“时间”就没有“人观”来得重要或凸显。我再举个例子也许更易于理解，布农人的人观强调所有人的天生能力是不一样的，这跟西方“人生而平等”的假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会影响到人和人之间交换方式上的不同。我们现代的交换是依赖一个普遍性的等同原则来交换的，比如说，我跟你借一百元，那么我应还给你一百元。但在布农人的观念里，你就是和我能力不一样，这个交换过程也就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一天赚得一百块，你一天可赚二百块，那么，我向你借二百块钱，在还你时只需还一百就可以了；反过来你向我借一百块的话，还我时该还二百块。
徐：这很有意思。
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你还可以看到原来我们很多观念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下的产物，使我们按某种特定方式来交易，其实是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交易，但必须先能反省及剔除原有文化观念上的偏见。
徐：也就是说在布农人里存在着这种方式，面对这种方式的存在又如何作解释呢？
黄：所以你必须先了解他们的人观，才可了解他们这种特殊方式的存在。
徐：那“时间”、“空间”在布农人的例子里仍有其意义吗？
黄：对！“时间”概念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传统布农人没有现在我们一般在使用的固定而精确的时间观念，他们只有前后次序的“时序”观念。而每个有关时间的名词本身，均在指涉当地人届时应该做什么事。这在他们传统月历的名称上特别明显：每个月的名称便是在告知布农人这个月应该做的事，更因每个地区受阳光照射的程度不同而使农业节期不同，也使得每个地区的月份的秩序不完全一样。也正因为时间观念缺少精确的指涉，便影响了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正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的时间概念，自然也就没有我们由于能清楚的指出特定的人、地、物在特定时间中所发生而具有独特性之“事件”观念所产生的历史看法了，他们只有依笼统的“意象”而来的历史看法。像生活改善、信基督教等都是东埔社布农人常提到的历史，而这类历史不仅涵盖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几二十年，而且每人指涉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一点是，它必须是他们自己做的或经历的才算，更必须对群体是有益的。而这种历史观不仅具有当地人的主体性，更突显出其人观对时间观及历史观的影响。
徐：“空间”问题能否也举个例子说说？
黄：“空间”在布农族并没有那么凸显，往往要与其他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但还是有一些十分独特而有趣的现象。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我已经提到布农族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但他们人观上又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而每个人的能力只有在其对群体的贡献中才得到承认。这样的特性也充分表现在他们的空间观念上。比如，他们的聚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土地范围，也没有固定的公共空间。他们每年是先由射耳祭仪式中来确定哪些人是聚落的成员，然后才将个人（或家）所使用的土地转为聚落的范围。而举行射耳祭的地方便是在过去一年中打猎成绩最优秀者的家之前庭。在这种空间观念的运作下，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中心与边陲之分。这点更可以由指称家的称谓去了解：现代我们指称某家时，最简单的方式便是以家长的名字或门牌号码或每一家在聚落中的位置来指称。但对传统布农人而言，当他们谈及某一家时，都是从他自己那一家为地理的中心来讲，例如在他家的上面或下面或旁边的那家，而不用家长的名字或门牌号码或聚落中的位置。因此，同一个家在不同位置的人之指称中都不一样。也因此，你得先知道对话者的家在哪里，才能知道他所指称的家是哪一家。在这样的空间观念运作下，任何一家都是聚落的中心，也同时是聚落的边陲，因而并不隐含现代空间概念中所具有中心与边陲的分辨，及其间的不平等关系之意义，如此凸显了“平等”社会的特性。在现代的“空间”观念里，必定有一个公共空间或中心的存在。比如一国之首都是国家的中心，而一个聚落也有其社会活动的中心。而就现在东埔社布农人而言，教会便是他们社会活动的中心，但这已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当然，隐含不平等关系的空间观念并不限于当代。就台湾原住民而言，越是阶级性的社会里，其空间所隐含的不平等关系就越明显。比如前面提到的排湾族，他们有贵族、平民之分，而起源地的观念对当地排湾人便很重要。凡愈能证明其与起源地的紧密关系者，其贵族的身份愈高。起源地乃成为合法化贵族地位的一个重要资源。
徐：这样，基本文化分类概念使你对布农族研究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得以有进一步或更深一层的了解而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
黄：是的，就如我刚才所讲的，原来想要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实际上发现没有办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真正去解决它的经济问题，而是得先回答什么是经济；而为了理解什么是经济，而不得不处理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问题，这也是在反省及重建文化概念与理论的问题。
徐：这样的话，你现在进行的研究意义是非常大的。请你简要地概括一下你现在所秉持的文化分类的概念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和它所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