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台
一、非常会议
中原大战结束后不到半年，国民党内又发生了新的冲突事件——宁粤分裂。
宁粤分裂又是一起反蒋联合行动，反蒋的一方有胡汉民、孙科、汪精卫和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旗子是反对独裁，要求民主。
事情的起因是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软禁。胡汉民同汪精卫的矛盾由来很久。1927年底汪精卫被迫出走，翌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支持蒋介石。当时有人劝胡不要为反汪而进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即使我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这个“有人”就是指汪精卫。
胡汉民回国后，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座位；在蒋桂战争中，帮蒋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帮蒋打败冯玉祥，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帮蒋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胡汉民曾挥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腐恶反动之大成的阎锡山》等讨伐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10点或11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志得意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而统率之。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同意，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会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入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思是指日后胡汉民的下场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做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还举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于是他以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横冲直撞，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劝他停止了。”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由我胡汉民来干。蒋介石根本不理这一套，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也有的说，胡汉民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孙是南京政府国府委员兼铁道部长）医官邓真德替胡看病，邓奉孙命秘密询问胡下一步应怎么办，胡拜托孙科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以此才能救他。蒋介石发觉各方对扣胡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同时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科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夹菜，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可见外。”蒋介石又叫“四老”（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孙。孙科一下子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
1931年4月底，粤方即国民党四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此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锣鼓一响，5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月27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张，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宣言，认为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成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已”，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日，又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以致海内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爰于径日对蒋中正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四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报告，孙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国”；汪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个人，不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有利于他个人。不但反对他的，他要除去，便是帮助他的，他也要疑忌，也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了。全国舆论，对扣胡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石立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对蒋介石来说，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发生动摇。而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成了众矢之的。
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摆脱这个困境呢？采取了两种手法：
一是以拉为攻，即派人与反蒋派谈判，并从中进行分化。
另一是以退为守，即假装让步，甚至一时下野。
以拉为攻，这就是和平会议的召开及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出现。
蒋介石先派遣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的蔡元培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理由，建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1931年10月12日，陈铭枢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下议和的经过，提出释放胡汉民的问题。蒋就明知此点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粤方派顾孟余同陈一道赴沪，去拉宋子文的关系。13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这时已由汤山迁回双龙巷住宅），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讲了粤中情况，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14日，蒋介石在张静江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这一天下午，胡汉民到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八个月又十四天的幽居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道赴沪，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邹鲁、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等六人为代表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21日，粤方代表启程赴沪，同去的有蒋方代表蔡元培、张继，加上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黄绍竑、赵丕廉以及各派的上中层分子共二百多人。22日，汪精卫等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了粤方的条件。信中说：“弟等此次受在粤同志之托前来晤商，一以谋党国诸疑难问题得一解决，共赴国难。顷承教益，以纠正过去之错误相期勗，并切望以后再无此等不幸之纠纷发生。此正弟等所寤寐以求者。关于实现此等期望，弟等曾提出办法如左：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勋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这七个条件，显然是不利于蒋介石，要夺蒋的权。24日，蒋介石给汪精卫等人的复信中说：“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视听得以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藉立此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在沪晤教之际，此意经已详陈。”很显然，蒋介石给上海议和圈定了范围。汪精卫等到沪后，汪马上会见了胡汉民。汪见胡，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也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
1931年10月27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七次会议，于11月7日收摊。在第二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等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的七个条件加以讨论，“而集中于第一条关于统一外交之问题，已定有各种具体办法，但因时间关系，暂不发表，讨论时全体代表均一致坚确立于不损国权之立场而发言云”。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制改革案原则，在第五次会议上继续讨论此案，最后确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办法如下：“（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四）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五）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移归行政院设部管理。（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十）行政院各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在第七次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提下，决定：“（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就在开和平会议期间，蒋介石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开先等在上海进行分化阴谋，暗中进行拉汪活动。汪、胡矛盾是国民党内众人皆知的，汪找不到托身之所的时候，遇到了非常会议的机会，跑来参加，自以为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再创造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介石合作讲价钱作准备。开始时，汪精卫的态度很坚决，曾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但是，非常会议的武力支持者陈济棠是亲胡拒汪的。他是欢迎汪个人带一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的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认为这种做法是“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恨。这实质上是汪、胡矛盾的继续。而宋子文暗中拉汪，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就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据说，宋子文还给了汪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了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从非常会议上拉过去了。有一次，汪的家里许多高级干部集会，张发奎发言，主张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对蒋，他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于是，汪大发雷霆，痛斥了张发奎，说他“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胡说”，这是汪对自己的干部明确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孙科合作反蒋。以后汪精卫就称病入医院，不参加会议，并拒不见客。当宁粤双方达成了在南京、广州各自举行国民党四大、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协议，胡汉民、孙科及粤方代表、干部准备回广东的时候，临行的晚上，汪派的代表忽然宣称得到汪的指示，不上船了。于是，胡、汪的裂痕公开暴露出来了。
二、三个国民党四大
上海和平会议达成协议后，三个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分头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开场。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蒋介石在开幕式演说词中回顾一大、二大、三大召开时的形势，认为三大召开的时候，“本党已经统一全国了，国民政府奠都于南京，代表大会在首都开会，总理交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大体上觉得无愧于心”，而现在召开四大，“我们究竟成了怎样的情形，想到此处真使我们发生无穷悲慨”。他说：“总理生时，有总理领导我们，一般党员只要跟了总理去做；总理去世，是要希望有历史有经验的先辈同志，秉着总理的教训，以领导我们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样党才有基础，革命才有生路。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总理所期望于我们的不能达到，抑且在事实上本党由三全大会以后，支离破碎，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了的局面都不能保全。这样我们如何对得起总理？如何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更如何对得起一般为革命牺牲而渴望本党解救的民众？尤其是在国难临头的时期，横暴的日本时时刻刻来压迫我们，东三省的土地、主权和行政几乎完全在日本军力蹂躏之下。”对此，蒋介石指出：“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而且蒋介石强调“党内的团结，是我们目前惟一的出路”，“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惟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蒋在这里所讲的“团结”，实际上就是不能反对他；反对他就是破坏“团结”；要“团结”就是一切都听他的，“整齐步骤，听命于党，进则同则，退则同退”。大会通过了三十五个决议案。闭幕那一天，蒋介石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自己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
同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胡汉民、孙科在广州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大。孙科发表了《闭幕词》，传达了上海和平会议的情况，指责“南京代表并非由南京中央正式推举，是由南京蒋氏个人名义指派而来的”，“可见南京的政府至今仍然还是独裁之局面”。同时，又说及和平会议上蒋方代表再三声明说“蒋是必决能下野的，蒋下野不成问题，要盼广东同志不要相迫太紧，不要给他面子太难过，和粤方同志能放弃坚持发电主张，使和会有个较为满意的办法，蒋必可以下野”。孙科还明确说：“四届第一次会议时当然须负改组政府之责任，新政府成立，蒋应当下野，粤国府亦当然可以取消的。”“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重要的还待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在23日的第二次会议决议：“蒋中正必须下野，并解除兵柄，否则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仍在粤行使职权。”大会最后一天，胡汉民发表了《闭幕词》，大会发表了《宣言》。胡汉民借骂“独裁”为名，实为斥责蒋介石，《宣言》提出了防止“军人干预国家行政”的主张。会议期间，汪精卫也由上海去电庆贺，说自己“在沪接洽各事，职责所在，未便擅离”，“敬祈大会早日开会，进行一切，树党国之重心，立统一之保障”。
同年12月7日，汪精卫假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第三个国民党四大。这个四大只开了一天，汪精卫报告了开会的宗旨，认为“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前的时候，和平会议的议案既然最低限度可以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则我们应当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指责广州的四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大会选出了十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对这场非常会议所引起的一系列反蒋活动，怎么评价呢？当时上海各界代表二三十人到会场去见粤方代表汪精卫等，沈钧儒斥责他们不顾民族存亡，只顾争夺政权。沈说：“你们那些纠纷以及谁是谁非，我们不想听，因为都与人民无关，都只有害于国家。”宋庆龄发表宣言，说宁、粤两个政权“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
以退为守，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二次下台。
三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的中委不愿入京开会。粤方曾用中委会名义作出决议，若蒋不下野，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
此时，全国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北平九所大学的学生两千多人发起赴京请愿。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九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一万多人赴国民政府请愿，逼着蒋介石出来接见，后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就在学生去中央党部请愿前，蒋已决定辞职，他约于右任谈话，并派陈铭枢、何应钦赴沪，促粤方中委入京主持一切。
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作出了决议：“（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56】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陈布雷在日记中说：蒋介石“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57】会后，蒋介石发表了辞职通电，说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三年来“无日不思竭其愚庸，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之付托”。特别指出：“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己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责任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他又表态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58】同日，林森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会上，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常委会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为中政会常务委员。孙科在《闭幕词》中大讲了这次全会“无论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同志，都相率来京，集合一堂，决定党国今后的方针”，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蒋介石出席了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在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蒋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
三、烟霞洞会议
国民党四大后蒋介石是下野了，而四大上确定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仍然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这三个人都不在南京，蒋在奉化，汪在上海，胡在香港，可谓神既离貌也不合了，国民党的所谓“精诚团结”就是这一瓢货色。他们各有各的打算，蒋在奉化酝酿重新上台，汪在上海准备投蒋，胡在香港策动西南反蒋。
在南京只剩下孙科政府。孙科是怎么一个人呢？胡汉民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孙科政府在财政和对日外交这两个问题上无法解决，最后被弄下了台。
在财政问题上，孙科自掌政府后，由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交职时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部内科长以上职员一律发薪三个月暂时离职，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东北被占以及税款在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被扣，每月收入只有六百万元，而军费一项就要一千八百万元。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天天向孙科要钱。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孙科计划暂时停付内债本息。上海银行界是给南京政府的公债养肥了的，停付本息对他们当然不利，于是一致起来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声明要以停止交易相要挟。这一切，证明了广东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不论汪精卫也好，胡汉民也好，孙科也好，都没有独立掌权的经济基础，只有心甘情愿地去当蒋介石的“叔孙通”，否则要独立掌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孙科固守“石头城”，一筹莫展。
在外交问题上，孙科用陈友仁代顾维钧任外交部长，要张学良保卫锦州，建议同日本绝交，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日本已决心要在中国东南发动武装进犯，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孙科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
实际上，财政与外交这两个难题是蒋介石下台时给孙科政府的两道催命符。
1932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给蒋介石打了一份电报，说：“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孙科自己也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离开南京。孙科政府就这样夭亡了。
同年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了会议。会前，12日，蒋由奉化到了杭州。16日，汪精卫接到蒋介石的信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陈铭枢，说他已应邀赴杭。当夜，蒋、汪晤面。17日，蒋、汪合电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汉民来后就一起去南京，并要孙科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电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就在这一天，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密谈。18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天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其时正为张继、张静江宴请在杭各中委。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蒋介石当时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59】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
20日，汪精卫到了南京，第二天蒋也到了南京。蒋介石在离杭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苦痛。……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26日，蒋介石约汪精卫晤谈，对汪说：“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28日，由蒋介石主持中政会议，通过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临时迁至洛阳。1932年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由汪精卫主持，讨论了上海战事，决定了对日方针，并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18日，蒋介石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国难至此，遑计短拙，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后过了几十天又重新上台了。蒋介石不仅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他自己也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的“蒋委员长”。
注释：
【1】《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时事日志》。
【2】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16辑。
【3】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4】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5】陈公博：《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86页。
【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76—477页。
【9】《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77页。
【10】《冯玉祥日记》。
【11】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12】《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1页。
【13】《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4页。
【14】《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5页。
【15】《陈布雷回忆录》（二），第12页。
【16】《蒋总统秘录》，第1488—1489页。
【17】《民国日报》，1927年8月24日。
【18】《申报》，1927年8月26日。
【19】《蒋总统秘录》，第1535页。
【20】《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48至549页。
【21】《蒋总统秘录》，第1540页。
【22】[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23】李宗仁在回忆中认为第二次北伐出发时就已有四个集团军。
【24】《自反录》，第2集，卷14。
【25】《自反录》，第2集，卷14。
【26】《自反录》，第2集，卷2。
【27】《北伐战史》，第1239—1240页。
【28】《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70页。
【29】《北伐战史》，第1167页。
【30】《自反录》，第2集，卷7。
【31】《北伐战史》，第1168页。
【32】《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33】《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71页。
【34】《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71页。
【35】《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71、572页。
【3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72页。
【37】[日]河本大作等著，陈鹏仁译：《我杀死了张作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38】《国闻周报》，1928年8月19日，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639页。
【39】《蒋总统秘录》，第1637页。
【40】《北伐战史》，第1455页。
【41】《自反录》，第2集，卷1。
【42】《自反录》，第2集，卷1。
【43】《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92页。
【44】《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93页。
【45】《革命文献》，第24辑，第24—25页。
【46】《自反录》，第2集，卷2。
【47】《冯玉祥日记》，卷10。
【48】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叫鹿钟麟来代理他的军政部长之职。
【49】《自反录》，第2集，卷3。
【50】《自反录》，第2集，卷3。
【51】《自反录》，第2集，卷3。
【52】《自反录》，第2集，卷3。
【53】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汪精卫支持了蒋而结果被南京政府指控为“纵容”共产党举行了暴动而逃到欧洲去；当冯、阎反蒋时，他又由欧洲回到香港。
【54】《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50页。
【55】《苦笑录》，第158页。
【56】林森是宁粤分裂时尚在国外，被列名参加了弹劾蒋介石的提案。上海和平会议时才回国，不与闻宁粤任何一方的争论，表现了超然的地位，蒋介石就看中这一点，选了他来代理.林森一代就当了十二年的主席，直到他去世。
【57】《陈布雷回忆录》（二），第28页。
【58】《自反录》，第2集，卷3。
【59】《蒋总统秘录》，第1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