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担任杭州大学校长助理，《蒋介石传》作为历史书已于1989年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出版，第一版就发行了五万册（以后连印十一次，发行三十多万册）。我带着此书，赴京办公事，打算去八宝山干老的骨灰盒前祭拜。这一天，刘炼教授与在京的家人陪我去了八宝山，可能由于干老去世二十多年了，大家伤心的感情有所节制，而我还是第一次去，心情特别沉重。到了干老的骨灰盒前，刘炼教授把那本精装的《蒋介石传》献上，只说了一句话：“干之，树标来看您了。”顿时，周围的空气宁静了，我站在干老骨灰盒前，凝视着干老的那张小照片，思绪万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十年前，1961年的时候，干老承担了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当时有关这次任务的来龙去脉是保密的，干老也是按他几十年形成的“老革命”的组织纪律性，不向我们这些“下手”交底。现在从刘炼的文字、李新的文字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刘炼在《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二十年》中说：“一天李新告知他（指干老）说：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中日关系问题固然重要，但外交部认为，向第三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更是现实的需要，毛主席也多次讲要研究‘敌我友’。为此，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还说：中日关系史学术价值更大些，而且提纲也写出来了。不过这本《蒋介石传》也非你莫属。”李新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序中说要写一本《蒋介石传》，“据说是陈毅同志的倡议。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蒋介石联共、反共的历史，向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说明，要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联合共产党，联合工农。请看：当蒋介石联共的时候，中国革命就蓬勃发展，他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当蒋介石反共的时候，革命固然受到挫折，但终究还是要前进，并最后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自己却因背叛人民而受到人民的唾骂和抛弃。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不是很能引人注意吗？”我有幸加入了助手的行列，给干老当“下手”，我承担的专题资料整理部分为“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当时干老提示，蒋介石的上台可从四个方面去考虑：一是蒋两面三刀的手腕，二是骗取孙中山的信任，三是江浙财团的需要，四是中共党内陈独秀的让步。这可以说是抓住此题的中心。怎么去整理这个专题的资料呢？对我这个初学入门的人来说难度极大。干老一面要我去读大量的书籍，如我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台湾出版的为纪念蒋介石七十岁而出版的上、下两大本《蒋介石言论集》（大红绸面、烫金字），又读了《黄埔训练集》、《东征训话集》、《庐山训练集》、《峨嵋训练集》，才知道蒋介石还有这么多言论。从黄埔、东征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的，是爱护老百姓、关怀士兵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从蒋介石在当时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达到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水平，符合了时代的要求。这是蒋介石在思想上的高峰期。”当时在干老的具体指导下，我对蒋介石的话做了大量的读书卡片。对蒋的言论认识也很清楚，认为是“好话为先生说尽”，是两面三刀手腕的表现。另一面干老又直接带我去全国政协文史委拜访许多老人（其实当时也并不老），如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老将领，像阎宝航等。这些老人讲述了对孙中山、蒋介石的看法。刘炼在《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二十年》中对我们这段工作有一段很好的概括。“首先他要求助手集中一段时间，按照研究所开列的马列主义经典书目进行系统学习，特别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都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必须认真学习。在这期间，他先拟出写作大纲和细目，大家反复讨论，每个人自认一个课题，分工编写专题资料长编。他曾对我说：这本书若要避免重复过去的书，就必须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政协成立了一个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尚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写回忆录，这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当然，对这些资料要加以鉴别、分析，要对这些人进行直接访问，了解情况。过去写中国现代革命史没有做这种基础工作，是一大缺憾。为此，他亲自带助手采访重要的民主人士，同时要求助手们在编写专题资料长编时，一定要把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结合起来。他的几位助手在这一年里跑遍了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访问了大量有关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军政要人，整理出每个人的回忆录，然后请教干之，再请一些知情人核对史实，最后收入资料长编，并且一律用五百字的大稿纸抄清。……干之如同当年指导我们一样，仔细地阅读助手们写的资料综述，对原始资料进行核对、校正，在此基础上指导助手们如何运用史料，对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使助手们深刻但很具体地理解了‘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八个字的真实含义。”干老的具体思路与工作办法，深深地烙在我的身上。尤其是陈伯达出事后，我想更应该写出一本新的蒋介石传以替代《人民公敌蒋介石》。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教研室为工作室（因家里太小了，四口之家，仅十几平方米住房），将要看的、要用的书（大概有四五百本以上）在教研室展开，有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旧书，有台湾出版的书，有内地出版的书（主要是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将这么多书综合起来，按照干老的一些构思，写了近百万字（装订成厚薄不一的八本）讲稿。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出版希望了，才写成《蒋介石传》。在本书的开头，我从心底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一直在坚持《蒋介石研究》的教学与写作，很想早日把有关蒋介石生平的历史书写出来，以纪念干之同志，了结干之同志的最后一个心愿。”
给干老打“下手”的岁月，不巧是国家困难时期的顶峰，我一个月工资只够吃十几碗肉丝面，那时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地）的对面是大同酒家，有“高档”肉丝面供应，四元多一碗，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五十来元工资，正好可吃十几碗。干老是高薪，月薪三百多元，可以进中国人民大学小食堂、政协小餐厅进餐，是内部价，专供高干用餐。干老就充分利用这一点特权，带我们（我可能是次数最多的）进这些餐厅改善生活，不过也不便宜。有一次，在政协餐厅吃冰食品如冰豆腐之类，三个人一次吃掉了一百多元。干老在自己房间里，不断地备些“高级”糖果与饼干（所谓“高级”并非质量高到哪里去，只是价格特别高），给我们这些“下手”补充点营养。这对现代师生来讲，不可理解，但在那困难的岁月里，这可是相当高的享受。记得我于1960年赴京时路过上海，我爱人在华东师范大学，也只买了几个桃酥饼给我路上吃。我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底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队打前站去河北昌黎县卢龙镇贯彻周总理关于挽救农村危局十二条时，近代史研究所伙房师傅给我做了一个半斤重的窝窝头让我在路上吃，并一再对我说：“小杨子，在火车上要一天，这是一天的口粮，你要慢慢吃！”当时我是用小刀削一片吃一片，若按那时的胃口与馋劲，一两口就能吃下去。所以干老给我们准备的这些近似奢侈品，对我们来说称得上为高级享受。干老还经常同我散步，常走的一条路是从东厂胡同经过灯市口，过东安市场，到王府井再回头。冬天也是如此。到了王府井，干老买了五六根冰棍解馋，买其他食品要票证，再一路返回。一路吃着，也不觉得冰，至少那是一种食品，且有甜味。
平时我们谈些什么呢？由于1957年反右派中，我受到过批判，对1959年反彭德怀又有看法，对困难时期又存疑许多，总的来说对党内、社会上不实事求是的人与事言论较多。当时几位助手中，我是惟一的一位党员，又喜欢谈论政治，干老觉得像我这个年龄（二十二三岁）比较“懂事”。我们交谈得比较投机。当时交谈得比较多的，一是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事。我说我们下乡炼铁时，用大的“洋油”铁桶制作成所谓“铁炉”，用废旧铁器来回炉，燃料是木炭，把山上大批树木砍倒就地烧成炭，再挑到山下去炼铁。另一个是农村农民饿肚子，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我讲了卢龙镇饮马河大队的情况和我自己的情况。当时，我每天只有六两口粮（三两地瓜面，三两棒子面），一天吃两餐稀的，结果患二度浮肿病，送公社吃“营养灶”，就是喝大米粥，我一餐喝了八斤半（正好一脸盆）。干老听我说，不断地应诺，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干老讲自己的事很少，只听说他原来姓谭，在广东被反动当局驱逐。他到日本留学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从广东到上海同到日本的路费差不多，大概二十几块银元。我们知道干老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但未读过他的论战文章。现在再来读刘炼编的《何干之文集》第1卷上有关论战的文稿，深深为干老的学识所惊叹。当时干老也只有三十岁左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本书，是何干之对自1927年以来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关于这两个问题长达十年的论战的总结性、概括性的评述。何干之鲜明地站在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一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重对托派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特别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影响较大，到1940年发行至十版。国民党政府害怕真理的传播，1941年6月又以‘触犯审查标准’为由，下令停止发行”。1961年正好是政治形势有所松动的一年，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干老在反彭德怀中和1960年的批修正主义中受到过冲击（中心议题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此时一有“松动”，干老也恢复了系主任的职务，各方面都要干老写文章。记得《红旗》杂志曾想请干老写文章，他们要我去做做干老的工作，要干老写反修的文章，也写有关坚持实事求是之类的文章。干老听我说后，很婉转但又毅然地对我说：“小杨，不要听他们的。”这反映了一位老革命、一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坚定信仰、实事求是作风和对时政的敏锐观察与预见。干老又同我谈及他是1936年同周扬、艾思奇等人一道到延安的（中央调令）。到了延安正好遇上反张国焘的斗争，他耳闻目睹张国焘在台上作检查，而且高喊：“我要以今天的张国焘打倒昨天的张国焘！”干老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专门讲授过反张国焘斗争的专题课，我们还抄过讲稿，听过这个课的讲授。这么严肃的题材，干老是讲得既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又非常生动活泼，加上干老有点口吃，我们听起来真过瘾。
干老是一位感情很细的人。干老同原夫人梁唯文生的女儿梁坚坚当时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念书，大概二年级了，干老每个月要给她三十元的生活费，应该说不少了，当时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未转正前只有四十三元，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几元。干老有时要我替他邮寄三十元给坚坚。当时她学习较为吃力，想转学到广东师院，回到母亲身边，她母亲在广东师院任院长。记得她走的那天，我也参加了干老、刘炼等人的送行行列。1962年我完成了进修任务返回杭州大学任教，第二年干老从阿尔巴尼亚讲学回京，一次陪同外宾到杭州，我正在农村劳动锻炼，学校通知我回来陪同。我见到干老，真是喜出望外，他向外宾和陪同的省教育厅长（是干老在延安的学生）介绍我：“这是我的助手。”在杭州相处的几天，我们又谈了许多大事与小事，做学问与做人等。当时为配合形势教育（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做了不少场关于蒋介石问题的辅导报告。我结合当时的形势将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向干老作了汇报。干老也向我谈了当时国内形势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记得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万一出事，我会站出来说话的！”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为我担心，因为我一直对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有一些看法，经常言露于外。听到他这句话，我的内心是很感动的，感到有这样一位名人、党内专家在保护我、理解我。
岁月无情，瞬间即逝。我都过了花甲快进入古稀，干老作古时也仅六十三岁，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干老若再活十年、二十年，也只有七十几、八十几岁，他可以写出多少东西啊！能给我们留下多少精神财富！无情的时代，无情的岁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遗憾，因为干老要做的事我们是无法做到的。
注释：
【1】何干之（1906—1969），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