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一、蒋介石怎样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是怎样认识孙中山的呢？那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陈其美介绍而认识了孙中山的。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兄弟三个，他是老二，老大陈其业，【40】老三陈其采。陈其美是1906年赴日本留学的。这一年“夏，偕徐谦、谢持等东渡，入东京警监学校，旋转入东斌陆军学校习军事学”【41】。前面已经说及蒋介石是1907年赴日本留学的，当蒋在日求学时，陈其美对蒋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入同盟会”【42】，并且引蒋介石见了孙中山。
陈其美同孙中山的关系是很深的，陈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又一直追随陈其美活动。陈其美是1908年“春，返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革命运动”【43】。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后，这一年夏，蒋介石由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44】。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在《蒋总统秘录》上说及蒋介石回到上海，“往见陈其美，虽然假期不多，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将结束，就返回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就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归国。长冈外史表示“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而予以拒绝。【45】于是蒋介石就转而与联队长飞松吾洽商，获四十八小时的短假，同时准假的还有张群等人，蒋介石就同张群秘密地离日。这时日本有个规定，当兵的在准假期内未归队，就作为逃兵处置，由宪兵查缉。张群对此曾回忆他同蒋介石由高田乘火车到了东京，向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蒋介石换上了日本的和服，他换上了日本的学生服。《出卖的上海滩》一书说及蒋介石离日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也许在回想一九一一年那些艰难的日子，那时他离开了日本的士官学校（乔装出走，所以宪兵没有发现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就在上海。”9月9日，蒋介石到达上海。
蒋介石抵沪后，陈其美派他赴浙江进行活动。在1912年陆镇书斋印的顾乃斌写的《浙江革命纪》中说：“陈其美回沪后，又派黄郛、蒋介石、陈泉卿到杭，开会于顾乃斌家。军警界各同志均到会。议决临时司令官为童保暄，参谋官葛做恩、黄风之、徐聘耕、王萼四人。并举褚辅成担任建设机关部，举朱瑞为一标司令官，陈国杰为副官，俞炜为参谋官，顾乃斌为二标司令官，傅孟、冯炽中为副官，吴恩豫为参谋官。举定司令官后，并约定起事期间为9月13日至17目之间。”又说：“黄郛、陈泉卿回沪后，由沪机关部陈其美筹洋四千元，交庄之盘汇杭，以备军需及建机关之用。”另外，在黄元秀写的《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中也说及：“九月上旬，上海又派黄天声、蒋志清、蒋著卿、陈泉卿等来杭，开会于顾乃斌家，军警各界同志决议……陈、蒋、黄等得此决议后，即返沪筹划汇款、运械、接济等事。”
接着，9月中旬，在两湖起义已经成功，沪杭举事已经周妥的形势下，蒋介石又被陈其美派往浙江参与领导起义。《浙江革命纪》中说：“王金发、蒋介石、王文清、张伯岐、董梦蛟、孙贯生、蒋著卿，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于九月十二日到杭，由庄之盘招待，分寓奉化试馆、仁和火腿栈李汉臣家。嗣由方鸿声介绍设临时机关部于五奎同李纲裳家。”《辛亥浙江光复会回忆录》中也说及：“九月十三日，上海又派蒋志清、陈泉卿、王季高，庄之盘、董梦蛟、孙贯生、张伯岐等，带领便装同志的数十名，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弹等件到杭，由黄凤之接往奉化试馆及同志李谷香家寄住。”
9月13日夜，上海起义成功，于是浙江方面决定14日动手。14日夜10时，由朱瑞下令举事。这时，蒋介石具体负责炸弹队，配合步兵攻打省巡抚署。《浙江革命纪》中说：“蒋介石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第一队张伯岐带领，第二队董梦蛟带领，第三队孙贯生带领，为预备队，偕步队二标三营攻毁抚署。”15日，杭州起义成功，并建立了浙江军政府，由汤寿潜为都督。这样，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在《光复杭州战斗员之姓名》中有如下记载：“炸弹队蒋介石、王金发、张伯岐、孙贯生、董梦蛟。”
关于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在《陈英士先生年谱》中有一段综合性的文字：“闻武昌起义，即毅然离日，于九月九日抵沪，衔先生【46】命主持浙事。遄赴杭垣，运动新军，得童保殖、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部署规定，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筹画布置，待时举义，既见蒋公，认时机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海光复之后，第二日夜，与新军八十二标、八十一标联合举义，先后攻克巡抚署、军械局、将军署及旗营。浙省既下，公推汤寿潜为都督。”
辛亥革命以后，蒋介石由浙返沪继续追随陈其美活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任都督，派蒋介石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建立。这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于是就出现了浙江都督的补缺问题。当时江苏一个省有几个都督，如上海都督陈其美，苏州都督程德全，镇江都督林述庆，吴淞都督李燮和。陈其美想当浙江都督，但当时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和浙江多数革命党人“咸推陶成章继位”，尤其是章太炎，首先通电推荐。因此，就引起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的激烈斗争，导致了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在魏兰写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说：“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于客利旅馆。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人来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员在该处宴孙文，先生在饭厅遇王金发、褚辅成。先生病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奉先生督浙，先生力辞未就。十一月二十四日，沪军标统蒋介石，晤张伟文、曹锡爵，言与先生本无意见，欲来与其言明，庶免误会。伟文约以下午四时来光复会机关所一谈。及晤，介石与先生言论融洽异常。谈毕，介石询先生住址，先生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八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十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先生，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介石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先生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二十五日夜间二时许，有私客二人，撬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则云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先生卧室，呼曰：‘陶先生！’出手枪击之，子弹从左额入，斜穿胸部，而先生遂不明不白而死矣。”在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也承认说：“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在《蒋总统秘录》以及据此由台湾“中央日报”编的《蒋总统年表》中也供认不讳蒋介石杀了陶成章。在秘录中说：“在首途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在年谱中也说：“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
杀陶后，蒋介石又去日本，在日办了《军声》杂志。蒋写了《发刊词》，提出了“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同时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文章。这一年年底，蒋由日本返回中国。1913年7月，反袁斗争的上海战事爆发后，蒋介石在孙中山“劝说”下留沪，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反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出国前，将上海方面工作交由蒋公负责”。不久，蒋介石也赴日。在1913年9月23日日本外务次官兼外务省政务局长松井庆四郎向警视总监安乐兼道等人的《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中说：“陆军少将蒋介石（陈其美之部下）自上海来日，于九月一日到达长崎。”（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825页。）其间，蒋介石在黄兴主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过，又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在《陈英士年谱》中说：“有巴英二统领者，请先生赴东北发动革命。先生派蒋公与丁景梁，先往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视察，据报不确，遂不亲往。”蒋介石也说及此事：“陈公尝谓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主旨，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也。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方，而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能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防范压制，不遗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以异于邹与楚敌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模之运为。……即与戴君季陶等首渡大连，……筹备发动。逗留半载，袁逆缇骑四出，终不得志。既困于病，又受外交之掣肘，……饮泪回东。”又说：“当时接东省同志之报，有巴英二统领者，请其速往主持；公【47】以在东事繁，不克西归，乃命中正与丁景粱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往视察。”【48】同时，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49】，给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提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蒋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袁世凯曾下令通缉。这次反袁斗争又失败，蒋介石再去东京。蒋介石后来提及此事：“公暂居东京，以望沪事之成；及沪事失败，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殉难，知事难急进，乃命中正东渡，再定大计。”【50】
1915年2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活动，将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在《陈英士年谱》中说：“二月，由日本返沪主持讨袁军事，留蒋公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横滨轮次，慰之曰：‘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一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陈又将蒋从日本召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当时，蒋介石在淞沪司令长官总机关任机务，不仅“作战计划，由蒋公手订”，而且“先生【51】偕蒋公并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督战”。蒋介石参加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期间追随陈其美活动，直至1916年5月陈在沪被袁世凯派人所害。
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是十分深的。在陈遇难后，蒋介石在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而且还表示：“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陈其美遇难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就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反袁斗争作了一个小结，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期之革命及实行——自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至欧战发生时止”，“第二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欧战发端至袁世凯帝制发生时止”，“第三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袁世凯帝制发生时至肇和失败止”，“第四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肇和失败至被害时止”。最后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就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以获取孙的信任。当时孙中山在搞“联甲到乙”的继续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主张武装斗争，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革命力量，“所以在以后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甲派军事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成败也就不得不取决于某派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了”。【52】就是在孙中山搞“联甲倒乙”而一再碰壁的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
袁世凯死后，北京段祺瑞政府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搞护法斗争，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决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之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淞沪时，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俾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秦、晋，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同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淞沪之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东，参与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53】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在3月10日，他给孙中山呈上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9日又呈上一份《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在粤军中，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对蒋的信任，已逐渐超过朱执信。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不幸遇难，孙中山于10月29日给蒋介石去过二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54】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这一年12月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数次电催蒋介石赴粤。11月15日，孙中山及张人杰、戴传贤、胡汉民合电蒋介石。16日孙中山又单独给蒋介石去电。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呈孙中山，对于时局之意见、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对于北方出师准备之意见、对于处置四川之意见、军费之预算、对于军制之意见、关于外交之意见、对于兵工厂之筹备和对于粤汉铁路之建筑等九个方面都提供了意见。12日，孙中山给蒋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盼复！”3月5日，蒋介石自奉化邮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29日，孙中山去电蒋介石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8日和21日，孙又去电蒋介石催其南下。7月20日、11月9日和12月23日孙又去电蒋介石说：“速来相助”，“节哀【55】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但广州形势危急，陈炯明正策划叛变。6月2日，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扶持危局说：“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18日，孙中山电告在宁波的蒋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56】蒋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25日离沪奔粤，29日抵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会面，孙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了蒋介石。据说当时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两万援军。”蒋介石帮助孙中山渡过了这一难关，并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蒙难记》记录了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六十二天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10月4日，蒋介石又为《蒙难记》写了一个跋，说：“此记为余极沉痛之作，付印尤为余所不获已也。……广州叛乱，谋害总统【57】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又不知凡几。叛逆之智，不为不足。今既时过境迁，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应有天良，于此当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复其堕落人格之暇，奈何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而后甘心乎？呜呼陈逆！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人，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即能掩盖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其能抹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10日。孙中山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此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又说：“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58】
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主要是蒋介石本身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才能获取了孙中山的信赖，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是陈炯明叛变，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此时蒋介石能毅然决然地南下广州潜入永丰舰，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这不能不使孙中山更加信赖蒋介石，而且日渐将重任托付于蒋。
二、孙中山重用蒋介石
孙中山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59】
1923年2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孙中山派他赴苏联考察。早在1919年孙中山和苏联已有函电来往，苏联曾派使者来过，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当时孙中山就想派廖仲恺、朱执信等去苏联学习。后来因廖仲恺工作忙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在1919年因军阀陆荣廷操纵粤桂政权，孙中山叫他回粤进行倒陆活动，不幸在1920年9月遇难，所以去苏联未成。1921年底孙中山同马林在广西会晤时，“孙还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60】到了1923年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孙中山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等人赴苏联考察。他们于8月16日启程，12月29日回国，前后在苏联活动了三个多月。在毛思诚编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写道：蒋介石“秉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由上海趁‘神丸’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为之感唏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怫然曰：吁，观其论调，不知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罄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陈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抵沪”。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军事组织内容。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采林（外交人民委员）、胡定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他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说：“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孙先生来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语……”蒋介石对托洛斯基的印象是这样的：“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61】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时，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明。这一年3月14日，蒋介石又从奉化寄一函给廖仲恺。信中有一段文字写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又写道：“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而且在此书中更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1924年5月2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即黄埔军校校长）。关于办黄埔军校这件事，酝酿工作很早就开始。1921年底，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也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进行过善意的批评，建议孙中山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这样，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督促下，同时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孙中山在1924年初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即积极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利用黄埔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设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和创立党军。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但蒋介石却于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为什么要辞职呢？叶剑英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62】
当时，孙中山、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辞职行为正是采取了“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奉孙中山批，复函蒋介石说：“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可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向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29日，孙中山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3月2日，蒋复上孙中山书，一方面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离粤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此祗可自认枉屈，不敢诉诸人者，乃以先生终不舍弃，因触前事而道及之，然仅可为先生一人道，而犹不愿尽情沥诉也。”另一方面向孙中山表示马上要回粤：“今先生既严令回粤，中正虽不才，岂敢重违意旨，背负恩德，决于日内起程，趋前领教。”3月10日、24日和26日，廖仲恺先后三次打电报给蒋介石，催促他南归。28日、30日和4月2日，蒋先后致电廖仲恺表示，“弗必来粤”，并对军校的课程、经费、预算、选择教职员、录取学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4月14日，蒋介石与许崇智一道，由上海到广东，21日晋谒了孙中山。26日，对军校下级干部作了《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的训词。27日和28日，又作《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的训词。5月2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一天，蒋对军校卫兵分队长作了训词。5日，第一期新生进校，编为第一、第二及第三队。7日，备取生进校，编为第四队。8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作了《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的训词。蒋说：“本党要办这个学校，亦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来挽救这些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袵席之上。我们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责任亦在此。”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10日，蒋介石与廖仲恺联署呈请孙中山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13日，军校兼设政治科，孙中山特任邵元冲为政治教官。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的演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63】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中间从1926年1月12日起，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学员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誓反共。至此，革命的黄埔军校日益成为蒋介石用以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学校。据《东方杂志》时事日志载：黄埔军校于1930年9月17日“奉总司令令停办，由第八路军司令部派员接收”【64】。从黄埔军校于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65】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由于孙中山的重用，使蒋介石的发迹很快，尤其在军事上替蒋介石日后掌握大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蒋也每每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所完全信赖的，是给予重托的，处处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招摇过市。这最集中地反映在1925年3月30日蒋介石所作的《祭总理文》之中，他说：“弟子蒋中正，致祭于总理孙先生之灵前曰：呜呼！山陵其崩乎！三千弟子，全军壮士，其将何所托而皈依乎？二十年相从，朝夕惟依，一旦弃置，何乐生为？”接着又回顾了一系列自己跟随孙中山搞革命的事迹，以及孙中山怎么信托于他一个人（“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继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又说：“抚今思昔，瞻前顾后，举凡可歌可泣，可悲可伤，心摧肠断，终身隐痛，其谁与诉？其谁与知？尔今尔后，岂复有人生之乐趣乎？”在所谓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又说：“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神其有灵？其率英士与执信，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第四节 蒋介石的政治手腕
一、“好话为先生说尽”
1930年4月7日《大公报》上有这么一段话：“论者谓，好话为先生说尽，而坏事为先生做尽。”此话在蒋介石上台这一阶段来说，是前半句。
在当时，蒋介石说了一些什么话呢？将他在广东的讲话加以归纳，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
先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苏联说了一些什么。
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黄埔军校对入伍生的第三次训话中，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还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说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同时，他在这次训话中，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国民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服从党的命令，不知道我们党员既然入了党，在党里头这个生命，就是整个儿的”。接着，他就赞扬苏联共产党，说俄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织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进而，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他又称赞俄国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说他们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所以一万五千人能够治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这样看起来，无怪乎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也就在这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广州时，广州的商界代表开了一个联欢会。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对关于联合苏联、仿效苏联的问题，又发表了演说。他说：有人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这是因为“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有甚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在广州时，蒋介石还对新兵作了一番训话，其腔调同他4月9日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第三次训话一模一样，再次提出要仿效苏联共产党。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再看看他对中国共产党说了一些什么话。
1925年9月9日上午7时，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训话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
同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举行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在会上，蒋介石针对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说：“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易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还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二是“爱护”老百姓，“关怀”士兵。
先看看他就如何对待老百姓说了一些什么。
1925年2月9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常平车站东，对出师东征的黄埔军校全体官长学生士兵训话说：“我们未出发以前，在黄埔大操场，曾对大家讲过，打仗第一要紧的是‘爱护人民’，我们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打仗就是去打害国害民的敌人。”又说：“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灭叛逆，打胜仗，杀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们。‘军队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句话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还说：“我们宁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抢东西吃，没有挑夫，宁可自己挑，不要拉夫；没有地方睡，宁可露宿，不要到民间去占房子住。……这才是真正能实行三民主义、爱护人民的军队。以后希望各位更要努力，保持现在的名誉，如有一个人骚扰人民，违犯军纪，无论官兵，都要枪毙。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是如此。”而且还一再表示：“如果本校长偷生怕死，口是心非，不肯向前努力，这样全体官兵都可以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