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他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他的养生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普遍适用的。
养生先养心，养心先治气
曾国藩语录：
1.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2.血气盛，则克治难。欲养心者，先治其气。
曾国藩一生主静，他认为凡事只要能做到“静”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之所以引起了冲突，就是内心不静的原因。在养生上，他更是强调“静”的作用。只不过养生的“静”还可以拓展为“淡然”、“淡泊”等。他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澄然无事。不静则燕居闲暇，亦憧憧亦靡宁。静在心，不在境。”
由此，曾国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养生观点--养生先养心。“心理平衡”是健康长寿的基石。所谓“心理平衡”就是心情要“静”，不能大喜大悲、大怒大哀等，也就是任何情绪都不能反应过度，要尽量地保持平静。
何谓“养心”？《黄帝内经》认为是“恬虚无”，即平淡宁静、乐观豁达、凝神自娱的心境。
中医认为，德高者五脏淳厚，气血匀和，阴平阳秘，所以能健康长寿。庄子说，有修养的人“平易恬，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管子言：“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荀子也说“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孔子精辟指出：“大德必得其寿”。唐代大医孙思邈则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之大旨也”。相反，德劣者往往病多寿短。
孔子主张“仁”，其基本思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体可以概括为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弟等。“恭”有谦逊、尊敬之义；“宽”有宽容、宽大之义；“信”有诚信、有信用之义；“敏”有勤勉之义；“惠”有柔顺之义；“智”有智慧、智谋之义；“勇”即勇敢之义；“忠”有忠诚、尽心竭力之义；“恕”有仁爱、宽宥之义；“孝”为善待父母；“弟”同悌，为敬爱兄长之义。一个人如果能仁全如此，其心境必定是欣慰和宽松，而不是懊恼、愤恨和作奸犯科后的恐惧，因此，“仁者寿”。善良者能获得内心的温暖，缓解内心的焦虑，故而少疾，恶意者终日在算计与被算计之中，气机逆乱，阴阳失衡，故而多病而短寿。
中医还有“易性”的养心方法。所谓易性，即通过学习、娱乐、交谈等方式，来排除内心的悲愤忧愁等不良情绪。具体方法因人因事而异，如“取乐琴书，颐养神性”，或“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或“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或“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游玩”，或“情志不遂……开怀谈笑可解”等等。事实上，图书、音乐、戏剧、舞蹈、书法、绘画、赋诗、填词、雕塑、种花、垂钓等，都可起到培育情趣、陶冶情性的防病治病作用，拥有它们必健康、长寿。
还有一种“养心”方法是哲理养心。主要是要掌握对立统一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主张的“六然”、“四看”可以借鉴。所谓“六然”，就是“自处超然”，即超凡脱俗，超然达观；“处人蔼然”，即与人为善，和蔼相亲；“无事澄然”，即澄然明志，宁静致远；“失意泰然”，即不灰心丧志，轻装上阵；“处事断然”，即不优柔寡断；“得意淡然”，即不居功自傲、忘乎所以。所谓“四看”，就是“大事难事看担当”，能担当得起；“逆境顺境看襟怀”，能承受得起；“临喜临怒看涵养”，能宠辱不惊；“群行群止看识见”，能去留无意。这样才能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曾国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养心”的办法。他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敬则身强”，一个人无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养生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多习于勤劳，少安逸享乐，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在养心的基础上，他认识到，要想真正达到养心的目的，首先要治气。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荀子认为，在人的生命运动过程中，“神”和“气”起着关键作用，故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所以，荀子的修身特别强调治气养心，他把“治气养心”和治学处世结合起来，称为“扁（遍）善之度”。
怎样“治气养心”呢？荀子将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治习性，陶冶性情。他主张针对各人性情上的弱点，在日常生活中反其道而治之。这样日复一日，跬步不休，陶冶性情，就能改善自身先天的禀赋，达到养心治气的目的。比如，有的人怒气盛，那就让他练习将心态变得平和；有的人血气刚强，那就让他练习变得柔顺一些，等等。
第二阶段是在陶冶性情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养。其要旨有三：曰礼，曰一，曰诚。《荀子·修身》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这里提到了“礼”和“一”，而“诚”则是前提。
而曾国藩主张用读书的办法来实现治气的目的，用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养生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强调这种读书对养生的作用。
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薄弱，曾国藩劝他们多读并多临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秘塔》，希望以其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他们的生命气质。他还希望他们在吟诗作字、陶冶性情时，学习陶渊明、谢朓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这也就是说，以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再经由精神影响人的物质世界（生命体），达到养生的目的。
一日一心得
试着用一种平常淡定的心态去品味和珍惜人生中的酸甜苦辣，看透并超越人世间的成败得失，努力进取，让快乐伴随一生，有助于实现梦想。这是励志之言，而事实上，正确地待人待己，热爱本职工作，讲究生活质量，这不仅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也是养生防病的前提。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
曾国藩语录：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
养生是个年轻而古老的话题。说它年轻，是因为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养生已经成了人们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并不是现代人才认识到的，而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汉末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明确提出运用医药的办法进行养生的观点。华佗授其弟子的五禽戏是导引练形以养生的早期记载，华佗授其另一弟子的漆叶青黏散则是延年益寿方剂的早期记载，可见华佗在养生的研究上的确有相当的造诣。还有源于老庄之学的、以恬淡虚无为主导的精神养生或精神调养。
健康、长寿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无论是达官贵胄、方外修真，还是三教九流、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深切关注。曾国藩是一代大儒，他在修身、为官、治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甚至被称为“完人”。曾国藩被如此赞誉，也自然少不了养生这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曾国藩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所谓“惩忿”，就是遇事不要烦恼，发怒，以心平气和对待之。所谓“窒欲”，就是对不良嗜好和私欲都要有效地抑制，不让其萌生，从而心怀坦白、天宽地阔、心身泰然。这样自然脏腑气血调和，生机勃勃。
在同治四年（1865）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
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
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他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
惩忿的目的是要人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做到泰山崩于侧而脸不变色，心不跳。为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但显然，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养成的，例如道光二十四年的正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记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看来，这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出效果的。
窒欲是曾国藩的父训。初进京时，他的父亲就写信教他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被欲望牵着鼻子走，那这个人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少食则来自孔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君子食无求。”对于饮食，曾国藩主张“少食”、“素食”、“清淡”。日常生活多以素食和蔬菜为主，“常食老米粥以疗脾亏”。“吾夜饭不用荤，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他告诫子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深知“脾胃为人后天之本”，膏粱厚味，肥鱼大肉，皆可损伤脾胃。“少食”、“素食”、“清淡”足可以养脾胃，脾胃得养，自然健康长寿。
关于多动，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据医学家说，人过30岁以后，每过10年，心脏输送血液的能力就降低6-8％，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增加5-6％，肺活量也减少，一般老年人的肺活量只有年轻时的40％左右，肌肉弹性减弱。而减慢衰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运动。可见曾国藩的“多动”还是有科学道理的。曾国藩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经脉通；不动则病滞。他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他在家训中说：“劳则寿，逸则夭。”他的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坚持日久，便转弱为强。
一日一心得
养生首在养心，养心莫大于寡欲。人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很多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结果被欲望拖进了毁灭的泥淖不得脱身，最后深陷其中。人们平常的喜怒哀乐、吃穿住行等都是一种欲望，有这种欲望是正常的，但是要控制一个度。在控制欲望的基础上，再辅以少食、多动等养生办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仁者自长寿
曾国藩语录：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他们的养生长寿之道也是这样，人们熟知的“仁者寿”，便集中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养生观。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的情趣在于山水之间，也必然会心静、常乐。而一个经常能保持平静心态却又无愧疚感的人，必定是乐观无忧的人，这样的人生怎么会不长寿呢？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儒家把具有仁德的君子作为最理想的人格。君子必仁，只有仁者才可称谓君子。儒家所说的君子或者仁者，必须具备舍生取义、爱财取之有道、不唯利是图等道德品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君子或者仁者，你必须是一个有大德、有高尚人格的人，否则，和禽兽无异。
《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一，在家庭，要讲“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会使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家和才能万事兴。同时，一个人在家庭能尽孝悌之道，那么，他在社会上就会有良心善行，对他人就会有慈爱之心。第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要讲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刚、直、勇、忠、诚，要有爱也有憎，爱憎分明。第三，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当权者要“为政以德”，要“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等。
概括起来，就是不论是家庭、社会，也不论是当权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如果人们都能立足于爱，都能与人为善，同别人和谐相处，互不猜忌，不搞内耗，那么，就能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忧患，心态宽松，胸怀坦荡，当然也就有益于养生长寿了。
儒家还认为，“仁者爱人”，还要“爱物”。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人只要能仁爱百姓，就一定能爱惜万物，爱惜大自然。既能爱人类自身，又能爱万物与大自然，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仁。假如只为了人们自身的眼前利益，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违背了自然发展规律，那么人们也得不到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相反，如果人们就像爱惜自己那样去爱护万物、爱护大自然，努力保护生态平衡，那么，就不仅顺应了自然发展规律，而且也能惠及人类自己。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就是孔子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曾国藩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
一阳初动，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候，心中不生愤怒、不生仇怨，这是“仁”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肝；内心在平静中思考，外貌恭敬谨慎又充满威仪，安详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这是“礼”的举动，可以用来养心；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做事有恒心，举止从容不迫，这是“信”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脾；胸襟宽广，大公无私，顺应事物变化之道，做事要心安理得，合乎天理法度，这是“义”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肺；心有安定，气机要稳定，神要安详，身体要安宁，这是“智”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肾。
曾国藩认为五常的五个方面正好和身体的五脏是对应的，做到了五常，也就修养了五脏。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说：“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求仁，从本性上讲就是说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我共悦。“仁”的意思是爱，爱己、爱人、爱物，便合成为仁。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又说：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内圣心法的精髓都在这段话中体现出来了。从内容上讲，要求得内心上的安宁，内心上的平衡，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统一，“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换句话讲，对内有了仁爱心，对外有了平等心，就可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也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智慧、大本之源。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说：有了仁爱之心，便心胸安泰而自身强，内省不疚而心泰，爱民惜物而人悦，内诚外信而神钦。身心两健，人悦神钦，怎么不是“第一寻乐之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