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道理是深刻的。人生的志向有远有近，人生的境界有高有低。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终日在尺寸天地里翻筋斗，难以有大的作为。人之所以会目光短浅，最大的原因就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能够安于宁静，忍受寂寞，自然就成不了什么大事。
相反，能够驾驭自己的心，不为外事扰心，则能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思虑周全。这一点，曾国藩颇有心得：
曾国藩共探索了修心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内省。他认为，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分辨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层功夫，即：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则是前提，尤其是当外界环境嘈杂时，则必须借助于静坐、闭目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曾国藩本人就常用静坐的方式来使自己静心，他说：“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没有丝毫杂念。”第三个层次，就是自己有所感悟，体验出真正的“静”境。
曾国藩下足了“静”字功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如何清静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由于心浮气躁，曾国藩曾吃过大亏。
曾国藩初踏社会，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对人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摩擦斗法，与湖南官场的离异不合，还有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都对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锋芒毕露、刚烈太甚，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障碍，埋下许多意料不到的隐患。
当一次次在浮躁身上吃到苦头后，曾国藩开始强迫自己“静”下来，开始注重养心。在战火纷飞的忧患时世，曾国藩的养心功夫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同治三年（1864）五六月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在围攻江宁两年后，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这次都拼死一战，因此打得十分惨烈，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胜算。加上当时各方矛盾重重，并波及曾氏家族，所以此事不仅仅是“公事”，更是他最最重要的“私事”。曾国藩的一颗心被江宁战事悬系着，终日紧锁眉头，烦躁不安，无法宁静。然而此事除了等消息外已无事可做。曾国藩这时想起了早期在京师的“静坐”功课，于是在安庆江督衙门的三楼上，特辟了一个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一个小时：摒去一切杂念，凝神枯坐。这招果然起作用：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心闲气定。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九弟的捷报传来为止。
曾国藩对此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修心养性”、“闹中取静”好像是个遥远、奢侈而又带点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的字眼，虽然感觉到生活节奏太快，负担太重、太累，要休养生息要强化个人修养，也往往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前两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让很多人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许三多。人们看到的总是那个心无波澜、面无表情，甚至有些木讷的许三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往往在关键时刻作出惊人的举动。许三多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只要那些“认死理儿”、“一根筋”的人，只有那些从来不会为外界的侵扰而改变自己内心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因为，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内心，能够在关键时刻静下心来思考，能够在冷静中寻找到正确的出口。
一日一心得
能静得下心来才能够驾驭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做事不会为外事所侵扰，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还能够做得很好的人，成功离他就不会太远。
以诚待人，以心换心
曾国藩语录：1.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2.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家信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含浑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休无止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强调的“诚”就是“还老实的本质以本来的面目”，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做到“诚”，首先要自己做个“老实人”，其次对别人要“老实”，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称之为“诚”。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曾国藩始终以诚待人，这种强大的人格力量使他能够吸引众多的豪杰之士聚拢在自己周围，以助自己一臂之力。这一点在曾国藩办团练初期体现得最为明显。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脚下没有一寸土地，身上没有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经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都具备了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都有战功。可是，曾国藩照样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佐、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愿意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湘籍的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比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盂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实在是亲者痛而仇者快。
蔡锷在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菜根谭》中说：“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意思是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诚实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一个总是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首先已经成了虚诈别人的人了。
待人以诚，将心比心，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有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触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大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认为，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猾、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人不诚处，多在语言上。他说：“凡说话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忠诚是曾国藩一生力行，并切实做到的，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已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忌。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耻。”
在中国文化中，“诚”是儒家的重要信条，是天下之本。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认为人应该无条件地依此规范而行，并作为人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当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后，就会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讲信用的人，也必然会大有作为。曾国藩的“诚”真正诠释了这一点。
一日一心得
诚信，是恒久不变的做人原则；诚信，是永不过时的一种美德；诚信，更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财富，用之不竭的智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诚信为人之本也！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荣誉更有时效性！”
敬人者，人恒敬之
曾国藩语录：1.易摇而难定，易昏而难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则定而明。
2.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3.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