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沙文汉“一盏孤灯、一间陋室、一身病躯、一把蒲扇，春夏秋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古籍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做了大量笔记，进行艰苦的精神劳动。正如他给陈修良的信中所说：“简直像发疯一样进行持续的‘苦斗’”。1959年上半年至1963年6月30日，历经四载，终于撰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共八万字。半年后沙文汉便逝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被整整搁置了20年之后，终于在《浙江学刊》1983年刊出。
相比而言，四弟沙文威投入革命生涯的年纪更小。资格最老。沙文威（1910—1999）比三哥沙文汉只小了两岁，也是大哥一手调养出来的。11岁时，他在大哥沙孟海帮助下到宁波第四师范附小求学，13岁考入省立四中，受到学校中一批革命志士的影响，旋即参加了共青团。1925年任共青团宁波地委组织部负责人，1925年冬天，二哥沙文求回到宁波时，沙文威正在共青团宁波地委分管组织工作，兄弟俩促膝长谈，沙文威向哥哥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和看法，告诉他要改造社会非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沙文求表示他早就想参加共产党了。于是，由沙文威向党组织介绍，根据沙文求的表现，经中共宁波地委的批准，沙文求才于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哥牺牲的那年，他正好18岁，已经是一个年轻而又资深的职业革命家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1949年后，为纪念二哥沙文求，他将沙文求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做为了自己的名字，遂改名史永。
少年时代的沙文威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声援工人罢工活动，后被当局通缉，退避上海，16岁便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1931年沙文威在宁波代课时被捕，转押至杭州省公安局看守所。大哥沙孟海闻讯，焦急万状，不寒而栗，因为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格杀勿论”。三年前他失去了最亲爱的二弟，再也不能够再失去四弟了。无奈只得请求于朱家骅。后由朱家骅、陈布雷名义致电浙江省主席“查明保释”，侥幸脱险。但沙文威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1934年10月，沙文威奉调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出生入死的情报生涯，经受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常常是大哥沙孟海使他化险为夷。
1937年，他竟然在大哥的帮助下，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当时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经过沙孟海的推荐，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直接收发管理文件。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夜阑人静，沙文威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源源不绝地送出。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沙文威又策动了国民党B24飞行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等。从1949年2月起，史永任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南京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副局长。1958年3月，他调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秘书处处长。1961年2月起，史永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史永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沙文威一生经历坎坷，但信念坚定，他曾说：“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推翻。”
在沙氏五兄弟中，五弟沙季同（1912-1942）的资料似乎最少，我知道1926年沙文求回乡搞农运时，沙季同刚刚14岁，在兄长的介绍下就参加了共青团，还担任了沙村农会干事。有一次他被恶霸土匪套在麻袋里，威胁要被沉江，他的母亲当着他的面对暴徒说：你们杀了我一个儿子，会有四个儿子来报仇。此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次了解得更深一些，方知被装进麻袋的沙季同，还是被邻村童村的大科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大哥童葵孙救下的。
长兄沙孟海惊闻此讯，连忙把他从乡下带出到上海，进入上海美专学画，后又把他介绍给著名画家徐悲鸿，从师门下。因画艺长进快，很受徐悲鸿赏识，创作了《义勇军》巨幅宣传画等一批作品。1938年末，经沙文威联系，沙季同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随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敌后，1939年在战斗前线入党。正当他以为“抗战的第二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的时候，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立即变成“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秘书、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统特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沙文度成了不“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把他从部队押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获悉后，下令释放。经受残酷打击的沙季同突然听到解除审查后，不但没有大松一口气，反而突然昏厥倒地，醒来后住进医院，但从此精神恍惚，常常在延河边上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一天竟倒在延河的沙滩边，终以30岁英年之际早逝。
我还想在这里告诉人们一段与沙季同有关的感人肺腑的情感往事。沙季同在上海美专读书时，与同校钢琴系一位美丽的弹钢琴的姑娘王棣华恋爱，一人画画，一人弹琴，少年潇洒，少女可爱，这是多么浪漫班配的一对。不曾想王棣华的母亲嫌沙季同出生清寒，不同意他们的关系。沙季同去了延安之后，王棣华一直以未婚妻的身份苦苦等他，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曾是春闺梦里人”，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街头偶遇沙文威，才确切知道了沙季同的噩讯。姑娘非常难过，1955年专程来到杭州探望陈修良，从此独自在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终生不嫁。
很久以来，一直使我感觉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恰是沙氏五兄弟的奇特关系。明明是长兄如父，带出了四个兄弟，四个兄弟却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和长兄不同的道路——和他分属不同的阵营之中。正是蒋介石的4·12政变让沙孟海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大弟，但这并没有妨碍因生计所需、他进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他的其余几位兄弟也不曾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而与他一刀两断。相反，他们相处的非常好，借此也方便做了许多地下的革命工作。
四兄弟与他们的长兄，在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未必就是程度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不同亦在他们的交流沟通中坦率地表现出来。沙文求在广州冒着生命危险革命之时，哥哥沙孟海多次写信给他，劝他回上海暂时隐蔽，他回信说：“你叫我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的，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人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总之，你是督促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之状态了”。
从这封君子坦荡荡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手足情深、另一方面，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亦没有影响革命。在家族亲情问题上，沙氏兄弟身上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学说烙印，没有那种二元的极端性，革命的四兄弟没有那种极左的缺乏人情味的做派，沙孟海始终就是他们最敬爱的大哥。我以为，把沙氏兄弟如此这般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力量。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是蕴藏着巨大的人情味和进步性力量的。
余生也晚，沙氏五兄弟中，未曾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但沙孟海的书法，还是与我建立了某种字缘。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七个大字就是由他所提，现在还挂在茶博馆大门前。出版社因为喜欢他的字，把“茶”字专门选出，做了我的小说《茶人三部曲》的装祯设计元素。1991年，浙江电视台拍摄由我撰稿的专题片《龙井问茶》，这四个大字也是由沙孟海先生题款的。
我曾经在杭州西湖边建德路一家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它的隔壁便是龙游路。龙游路上有沙孟海先生在杭州的故居，名之为兰沙馆，美丽的西湖近在咫尺，清晨，饭后，黄昏，沙老就到湖边散步，看朝霞落日，看空濛湖山。
兰沙馆又叫若榴花屋。其实，最早的若榴花屋是沙孟海于1926年在上海戈登路（江宁路）715号租住的一所小房子，二弟沙文求、四弟沙文威与他同住。两位弟弟都已经是共产党人，他们经常在家里接待革命者，若榴花屋无形中成了宁波和江浙部分革命者居住、联络或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由于经常有年轻人进进出出，引起了马路对面英租界巡捕的注意。当时沙孟海在修能学社工作，为了掩护他们的行踪，特地把旧字画、线装书统统摆挂出来，使得看起来不像个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因为庭院中有榴树正开着花，沙孟海给居所起名为“若榴花屋”。
1952年6月，沙孟海已住在了西湖附近的龙游路寓所，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如烟往事，遂榜书“若榴花屋”额挂于新寓所，又篆刻“若榴花屋”印章一枚以志纪念，并作长款云：丙寅夏，与二弟文求、四弟文威、徐伟、陈逸僧（道希）赁居上海戈登路七百十五号凡四旬。中庭榴树数本，正作花，余颜之曰“若榴花屋”。弟辈五人，时已委身革命事业，此屋曾为英帝国主义者搜索，幸未罹祻。后二三年，文求、伟先后遭本国统治者杀害，逸僧旋亦病卒。今新国肇建，追唯曩迹，已隔二十五年矣！小屋围篱，榴花照眼，宛然如昨日事。用旧名榜西湖新寓，亦不忘在莒意也。一九五二年壬辰六月孟海记。
沙孟海将“若榴花屋”名称的由来，表示得很清楚：1952年的农历六月，迁居西湖边的新寓。看见围篱内榴花照眼，不禁回想起25年前（1926年丙寅夏），赁居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庭院中的榴树也正是作花时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住的二弟沙文求、好友徐玮都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睹景生情，于是将戈登路居所的旧名用作西湖新寓的屋名。
读沙孟海的这段文字，突然让我想起了建德路的另一边陆军监狱，今天它已经是望湖宾馆的所在地了。1928年5月3日，陆军监狱一个叫“陆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4个共产党人提审。那4人中有一个青年高声问：“今天枪毙几个？”陆判官大吃一惊，钥匙掉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只把手上的纸递给他。此人潇潇洒洒从从容容从地上捡起钥匙，按照名单一一开锁，把另外三个难友接出牢房，走向刑场。这位年轻人，正是沙孟海提到的那位徐伟——1927年的浙江团省委书记。在陆军监狱里，他被称为徐玮。
徐玮，曾以那首著名的《灰色马》而在红色历史上留下自己鲜红的名字：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和早。
灰色马儿门前叫，我的使命已尽了，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徐玮深受俄罗斯文学和俄国革命影响，他的诗作《灰色马》正是读了布库林的同名小说后所写。他曾说：“中国革命将是很长期的，很艰巨的，将要有好几代人才能完成，所以需要一批批一辈子专门做各种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军，象俄国革命一样。必要时便独身一辈子。”
徐玮的遗书特别鲜明地反映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抱负远大，不及琐屑之事的气概。比如他给朋友这样写信，劈头论道：“操刀必割，来日无多，……相知一生，未免黯然。……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我的停止了工作的身体，本不值一提，……腐败的肉体，象痰吐一样，决不要为他化什么气力，用什么鸟钱……”
徐玮是陈修良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8月31日，正是在徐玮的指派下，沙文求和陈修良等人一行去了广东参加革命；而徐玮牺牲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8月，沙文求也牺牲在广州。
这些杰出青年的牺牲，给沙孟海的心灵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从他的这篇题款感受出来的。正是他的四位共产党人的弟弟们以生命投入的革命生涯，为他的“若榴花屋”，创建出了最宁静最美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