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个儿女一条命
沈大宝生了八个孩子，老大是个姑娘，没摊上好日子，八、九岁上，就生病死了，并不是致命的病，只是脚上生了一粒疮，没钱医治，就死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普遍的缺医少药，死亡是贫苦人家的家常便饭。临死前懂事的小姑娘还对妈妈说：妈妈，我要死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走了的老大不算，接下去七个，六男一女，都活了下来，越活越滋润。
这一大群孩子小时候可是穷的叮当响，一群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上，夜里人叠人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一觉就睡到天亮。
1959年，摊上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大家都去吃食堂，很快就没得吃，饿得脸发青。人口多，收入少，七个孩子，两个大人，再加一个叔叔的女儿也养在家里，十口人，只好半饥不饱过日子了。那时候什么都吃，吃砻细糠，吃紫云英，吃的浑身都浮肿了起来。
老大沈阿嘉初中没毕业就务农，帮助家里干活，1964年全国掀起了四清工作运动，身为贫协主任的沈大宝，这年下半年虽然身在广东，但他仍写信鼓励19岁的大儿子当兵去。那个时代的农民孩子，出生好一点的，都盼着当兵是条出路呢。这一去就是五年，在部队上打坑道。
老大一走，老二就挑起了家中的大梁。因为有老二挑大梁，老三就有了继续“深造”的空间。1952年出生的老三沈也夫，读书读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此时老三正好上了初中，只读了半年书，他就开始跟着大家串联去了。农家少年自小就在乡村，宁波城近在咫尺都没条件去。革命一来，他竟然破天荒去了一趟杭州。世界真大啊，知道了，就不甘心了，还想跑得更远一些，第二年就想去北京了。那段时间，全中国都在造反，革命小将唱主角，老三虽然没有直接去造反，倒也旁观了不少次，黄金就是在宁波抄家展览会上第一次看到的。
中国农村里的革命和大城市到底还是有些区别，除了革命还要活命，光抓革命不促生产，大家都会饿死。而鄞县农村里的活路，除了种田、养牛，喂猪之外，还可以打草包换钱。打了草包，用船装出去，陆路是石板路，手拉车，船是生产队的船，船头插一面红旗，老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1970年，他也验上身体，可以当兵了。
其实老二到当兵的年龄，体检也够格，但老三那时体验也合格了，家里也不能没有人担当啊，老二留下，老三走了。部队在安徽，兵种是陆军特务连工兵排，老三入了党，当了班长，可最后也没有在部队再呆下去，老兵还是退伍了。老三当了整6年兵，1970年走，1977年回来。
前面三兄弟，一个小学，两个初中，七兄妹到了老四，进入学历的最高峰——高中。老四能读书，但自己不想读，初中毕业报升学志愿时，故意填得一塌糊涂，想，人家老师看了这样的表格，准定就不要我了。家里那么穷，读什么高中啊，还是挣钱养家吧。老师可不那么想，老师跑到沈家来，逼着他重填，说他学习成绩好，老师已经推荐他上高中，是陈婆渡中学，只要填了表就能去。老四被老师感动了，那就去吧。
可高中一毕业，部队又来招兵，老四验上了空军地勤，当兵走了。
接着是老五、老六，老七，老五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读到初中，那就是高学历了；老六初中毕业本可以包送，考虑到家中经济情况，算了。老七呢，家中最小的一个，本来是可以读上去的，倒不是经济问题，是老七他完全不想读书，那时候正在批判马尾巴的功能，老七觉得读书完全无用。不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一直就是一场运动和一场运动之间的间隙。沈家兄弟刚刚喘一口气，运动就来了。1974年和1975年间，农村里的运动，就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自已家里养的小猪卖掉的钱也要上交，农民如果在自留田外多种的东西都要砍掉，要想生活得好点的欲望就象是偷来的秘密一样。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七兄妹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母亲，我讲述的这些往事，对您来说，真的一点也不陌生。在我记忆中，无论奶奶家还是外婆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相当贫寒的。最困难的时期，两家的亲戚，分别在奶奶和外婆的带领下，常住我家，无非是有碗饭吃。父亲曾经告诉我，困难时期，有一天从北方来了一群亲戚，让他给送回去了。谁知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又来了，因为北方没饭吃，他们饿得受不了。那段时间我家的确是个中转站，总是处在北去南来的循环之中，我记得外公外婆小舅舅，都在我家轮流地住着，不为别的，正是因为乡间吃不饱饭之故。
所以，您不可能不理解，这些穷则思变的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创造生活的能力。
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个家族总有一个核心人物，如果说马家是马衡，翁家是翁文灏，沙家是沙孟海，那么沈家就是老二沈门峤。而家国情怀也从来就不是谁的专利品。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非仅仅指的一种责任，它所指的更是一种情怀和一种能力。因此，我对老二沈门峤有着一份特殊的关注，亦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七兄妹中的核心人物。我关注他，更因为他对国家的态度。
沈门峤是个热情的汉子，中等个子，身体结实，绝对没有老板肚，讲话热情坦承，完全没有乡村传统农民的拘紧。他是个眼界开阔的人，这是可以从他的谈吐中发现的，他关心的总是一些大事情，集体的事情，他的关注点在人群中。
他说话嗓音先是很低，但很快地就激动地高了起来，越来越高，最后几乎叫了起来，并配以强烈的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便有了强烈的感染力。看得出来，沈门峤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热情的人。
在中国的民间，总是会有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在旧社会，他们有可能是乡村领袖，是族长，是乡贤，是开明绅士，哪怕当长工，他们这样人也一定会是长工的头，和沈大宝一样，是“作头”。而在新社会，他们一定会尽一切可能要加入共产党的，因为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把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组织中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沈家老二沈门峤，正是这样一个人。
新中国的同龄人沈门峤，他的故事与改革开放同步。相比于他的其他几位兄妹，沈门峤的生活似乎更有几分传奇色彩。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母亲生他之时，梦见一座花轿被人抬了过来，故为他取名梦轿。做母亲的怎么会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儿子成了专门卖轿车的老板。要知道五十年前母亲连什么是轿车还不知道呢。
沈梦轿的名字一直叫到他上小学，老师问他叫什么，他嫌“梦”字难写，正好看到眼前有扇门，顺手一指那扇门，他就成了门轿。老师问他又是什么轿，沈家老二大字不识一个，如何说得清楚，老师就代为取名，从此他被唤作了沈门峤。
沈门峤说他自己是不会读书的，读到六年级毕业，他还写不好那个“6”字。这可能是有些夸张了。沈门峤不喜欢数学倒是实情，照他自己的说话，他最痛恨的就是数学，稍带着也就不喜欢与数学有关的经济。他内心的全部热衷都在于政治。人们说到农村的穷苦孩子，一般会引用西北农民的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孩子在放羊，问他为什么放羊，他说挣钱娶媳妇；问他为什么娶媳妇，他说生娃；问他为什么生娃，他说长大了放羊。可这个段子却完全套不到生活在东海之滨古鄞州乡间的农家子弟沈门峤身上。
沈门峤从小就有政治抱负，从小就有忠君报国思想，喜欢看杨家将岳飞抗金等中国历史书，读到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歺胡虏肉，笑谈客饮匈奴血”，自己就身临其境，壮怀激烈起来，看到奸臣误国，就恨得捶胸顿足，咬牙切齿，看到古来历史中家国灭亡之处，忍不住就会泪流满面。沈门峤还喜欢军事，虽然没能当上兵，却不妨碍他研读“孙吴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书籍也是他的案头之书。沈家老二尤其欢喜看有关抗日战争的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都是他百看不厌的片子，沈门峤特别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是真正称得上国仇家恨的。据象山档案馆记载，当年因日本人在宁波投放鼠疫，致使平民百姓大量死亡，沈门峤的老家象山横里村受害最为严重，全村死亡三分之二，沈门峤的爷爷奶奶，也是在那苦难的日子里，短短几天内就相继而亡的。因此他曾想过，要是生长在战争年代，他就一定要当个将军，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和平年代怎么办呢？也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力啊。沈门峤想，不能当将军，就弄个乡长、县长干干，也有平台可以实现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