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哎哟”一声，斜倒在地上，谢天谢地，口袋里居然掉出一份昨天的报纸。我说：“这不公平，我确实是坏人。但你为什么能在这里撞见我，有这么巧吗？因为我保护马头庄才被朱哥他们报复的，这是报纸。”
张子康怒火中烧，根本不听我解释，大吼道：“我就要杀掉你，还要慢慢地杀掉你。”我被他压在屁股下，还在大叫：“这不公平，不公平！”
张子康狞笑着，一瓦刀一瓦刀地割在我身上，笑得很欢乐。大约是在牢里压抑得太久了，他不甘心一下子干掉我，他一边看着报纸，一边划着我的身子，准备慢慢弄死我。我不断惨叫着，早知道我就不做大侠了，是的，我骨头很软。头顶大厅上传来了满意的笑声。慢慢地我疼得快失去了知觉，张子康的呼吸也加重了，他生气地把报纸一扔，一脚踢在我头上，又往头顶的大厅看了看，想了好一会儿，说道：“柴米，你畜生啊，你******做坏人就坏到底，做一半不做一半，这算怎么回事？你说，怎样才公平？”
我咬咬牙，说道：“两根手指。”
张子康打着寒战，说：“笑话，那是你打了张子建的价，还有我这条命呢？”
我说：“四根手指。”
张子康说：“不行。”
我说：“还有，保护马头庄。”
张子康一咬牙，眼泪纵横：“罢了，罢了，我这一生，要的也只是公平。”他抓过我的手，就挥起了瓦片。
我说：“慢，我的手还要拿粉笔，改成脚趾吧。”
张子康睁圆眼睛，一脚把我的手踩在地上，说：“你******当是买菜啊？”
我可怜地哀求道：“脚趾换手指，这很公平。”
然后我就完全失去了知觉，恐惧加疼痛让我倒在了血泊中。在意识模糊之中，我看见了爸爸，看见了刘芸，看见了晓萌，看见了佳佳，看见了马头庄被我捅了一刀的大爷，我还听到警车声，看见张子康在大厅再次被“逮捕”。我知道张遥他们一定笑着离开了，他们不会下来理我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张子康会不杀我，这没有理由，他们也不会多看我一眼，不会再在死人现场留下任何痕迹。一天或半天后，也许会有工作人员发现地下室的我，然后报案，破案，一切罪责自然是张子康承担，这本来就是他干的。我觉得我很快就要死掉了。
香格里拉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草原，但垃圾更多；有雪山，但万径都是人；好客的藏民递给你一碗酥油茶，喝完了才告诉你要收十块钱；坐在虎跳峡前发呆，马上就有人表示这块地是他家修的，交钱照相或者快走，我刚想理论几句，啪地一声刀就出鞘了，后面马上跟来七八条汉子加上藏獒。什么叫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什么叫圣地，就是精神病和装B犯都去送钱的地方。
不到一个月，我就在香格里拉住得厌倦了，什么消失的地平线，什么心中的日月，看见这些句子我就想起李白，马上就有了孕妇型生理反应。当我确定所有关于这里的文学作品都是广告词时，我就真的找不到我的香格里拉了。三个月后，我像个被逼着吃了三个月扣肉的饕餮，萌生吐意和去意，于是在云南苍山洱海转了三圈，想找个清静点的地方，但过一阵子，又回到了香格里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回来，我已经无路可走，活着都是因为惯性，至于身在何处，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玩到快没钱了，我才想起得找个活养活自己，帮人种田发现太累，开个小店发现太贵，差的单位太约束，好的单位不理我，倒是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没事给我打了个电话：您好，您的手机已欠费——中国移动。于是，我就想去弄个三轮车载客兼宰客。车都已经买好了，去有关部门办证时不被允许，说干这个的必须是残疾人，我马上脱了袜子，五个脚趾都没有了——死张子康居然临时多割了一个算利息。那办证的姑娘惊讶了一下，捂着鼻子说：“快穿上袜子，臭死了。你的残疾潜伏得很深啊！但还是办不了，对不起，要本地人。”
我愤怒着到处找活干，终于找到一家推销公司，被洗脑了三天后就上岗了。拿了一堆教学参考书，让我去跟当地各学校联系，卖完后按件提成。这个我熟啊，我问可以给学校多少活动经费，老板居然听不懂。我当场就郁闷了，哪有这样搞推销的？这活儿应该先请客吃饭，再明确给有关老师多少提成，然后我才好跟别人商议怎么卖书，连基本营销规则都不懂，也敢出来开公司还给别人洗脑？果然没两月，这个公司就垮了。
我又跳槽到另外一个销售企业，这次是卖打印机，老板很器重我，我干得风生水起，每个月赚的钱都有3000块了，这在云南西部是绝对的高薪。但一想到自己曾经扔掉了上千万元，就觉得恍若隔世。云南西部的人相对还淳朴一点，记得有次我去政府推销，一个年轻的主任接待了我，说领导不满意，打印机能不能便宜一点。我当场就被气笑了，你领导不满意，你以为价格便宜点，你领导就满意了？你是怎么做上主任的？在我的点拨下，该主任迅速升官。
由于我习惯了做坏人，深谙市场经济的规则，又慢慢赚到了一些钱，甚至开始遥望要在这个小城市付首付买一套房子。这时，我突然想起，要是为了赚钱，我跑香格里拉来干什么，我在珠三角多好？我深以为耻，辞去职务，专心写起小说来，果然，我很快就穷了。为了钱，我开始帮酒吧写新歌，太贵的酒吧还不敢进去，专门找小酒吧。我写的东西半火不火，半色不色，赚的钱也让自己半饱不饱，倒是结识了好几个当地文艺女青年。其中有一个还真合我胃口，长发飘飘，明眸善睐，就是小了点，刚满20岁，白族的，嫩啊！于是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每天准时去泡她。开始时，她都爱理不理，上床可以不谈感情，直到有一次，我指着路边一栋四层的楼房表示要买下来改装成包子铺时，她才表示其实跟我挺有感情的。我们开始正式交往，良久，这女孩问，你的包子铺呢？我说不打算开了。这女孩愤怒道，你怎么这么没有事业心？我说我有啊，我正在写小说。她说，写小说算什么事业？卖包子才算。
在香格里拉混了快一年了，为了周年纪念，我逃票躺在纳帕海看星星，被蚊子咬得一身是包，然后我就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无依无靠，身志双残，像个上天遗弃的孤儿。我问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或者，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为此我很苦恼，但转念一想，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我是柴米，我有我的故事。只不过，我确实找不到我的香格里拉，明天回益阳弄个学校教书，了此残生吧。
于是我奢侈了一把，跑到香格里拉最大的一家酒吧买醉，这个酒吧消费很高，圈里传说“只卖贵的，不卖对的”。我一直都没敢进去过，现在要走了，我也就无所谓了。晚上10点，月朗星稀，我在这个最繁华的酒吧最偏僻的角落里，孤独地喝着闷酒，一个瘦高瘦高的岭南女孩笑着朝我递了一张菜单。
我抬起头来，她也抬起头来，我张开了双手，雄鹰展翅，她随手把菜单揉成棍子，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我们的眼泪就禁不住地流淌。
尤晓萌“啪”地打了我一个嘴巴，她火道：“你终于来了，你说过的，如果你消失了，就去香格里拉最热闹的一个酒吧找你，你会坐在最偏僻的地方抽烟。我来了一年，你却现在才来。你再不来，我就真不等你了。”
我惊讶道：“你不要编制了吗？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尤晓萌冷笑一声，抹了抹眼泪，拿出一包香烟来，问：“要不要一根？你还需要这么问问题吗？”
我抓抓头，说：“谢谢，我已经戒了，你为什么学会了抽烟？”
尤晓萌痛苦地说：“为了一个人。他老说戒不掉，我也不知道值不值得，我想先学会抽烟，然后再戒掉，然后再告诉他烟是可以戒的。结果他戒了，我却上瘾了。”
尤晓萌打开自己的钱包，里面有一张教学评估时我在沙滩上的小照片，她说：“就是这个人。”我颤颤巍巍地也掏出钱包，打开后，里面也有一张她的相片，我这人懒，一直放着舍不得扔掉，我谢谢自己的懒。
我搂过她，半是疑惑半是感动地说：“尤晓萌，你，你就是我的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