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
要成为孩子的知心朋友，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孩子，平等沟通，相互信任。有的家长迷惑不解，孩子可以与家庭以外的成人无话不谈，却对自己的父母闭口不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对孩子尊重不够，对待孩子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总是像上级对下级下命令一样说事，或者欺孩子不懂事能瞒就瞒、能哄就哄，让孩子难以接受。梁启超作为父亲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同时又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好父亲是个好朋友。他的书信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只有循循善诱，没有呵斥指责；只有建言建议，没有武断命令；只有娓娓道来，没有简单粗暴；只有信任通透，没有遮遮掩掩。在他的笔下，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孩子们的心田；亲情像一泓甘甜的清泉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孩子们的人生。
梁启超对孩子是很尊重的，他在书信中常以征询的口吻征求孩子们的意见，与孩子们进行平等的讨论。他倾向于思成与徽因“学成乃订婚约，婚约订后不久便结婚”，不过，他也征求思顺的意见，“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1923年初，他去医院诊断有心脏病，医生让他不要喝酒，一时起了酒兴，他也问思顺，“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5月，思成遭遇车祸后，梁启超打算让思成推迟一年出国，此事他也问过思顺，“我决意叫他迟一年出洋。总之，须把身子完全复元才可旅行。谅来你也同意。”北戴河购置房子，他和思顺、希哲作过商量。孩子们的建议，有时父亲也会很在意。如思顺说过“不能不管政治”，梁启超就颇为认可，只不过是时局太乱了，他也到了晚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梁启超从不板着面孔，而总是能放平身段，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思念，有时还在孩子面前“卖萌”、撒娇，表露出童趣、天真、孩子气的一面。他在1923年1月15日给思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就上车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妈妈弟弟们在一块了，现在很想你。”8月22日给思顺的信中颇有童趣地写道：“我们一个一个都晒黑了，庄庄尤其厉害，像比忠忠还黑，但她的凫水成绩很好，思永已许她小学毕业了。我也天天入海，却只学得三十岁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们私自商量，说若是爹妈打不起兴致，把姐姐请来，领头运动一定成功。”1925年，思顺、希哲带着思庄一起去了加拿大，梁启超心里有着许多不舍，“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他在7月10日的信中跟思庄说，对于正事“不要孩子气”，“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他虽然忙，但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陪孩子听歌剧、到户外、去郊游，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戴河海滨嬉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己也享受着天伦之乐，也保持着某种难得的童趣。
梁启超还多次谈到过找机会去北美看看儿女的打算。他在1926年9月17日致信思顺，问道：“我倒要问你一件事。一月前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段新闻，像是说明年要在加拿大开万国教育大会，不知确否？你可就近一查。若确，那时我决定要借这名目来一趟，看看我一大群心爱的孩子。”12月，美国耶鲁大学拍来电报，要授予梁启超名誉博士学位，梁启超也有意去一趟，还可顺道看看孩子。他在信中说“我实在想你们，想得很，借这个机会来看你们一道，最好不过，我如何肯把他轻轻放过”。
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对孩子的教育要产生有效的结果，就要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让孩子们“掏心”，与他们做知心朋友。父母要把儿女当朋友一样谈心，要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不要对孩子大吼大叫，不要动不动拿出家长的威风强迫孩子接受；要让孩子在自己面前能畅所欲言，要尊重孩子、理解孩子，要和孩子讲道理，不能让孩子有压抑感。要想方设法消解青春期儿女的叛逆心理，通过以心换心，以自己的爱、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塑造孩子们的道德情操，去升华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引导孩子走上成长之路。
梁启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思礼所说：“梁启超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仅他的笔锋带有富于‘魔力’的感情，对老师、对朋友、对我的两位母亲、对我们这些儿女们都倾注了深厚的爱。从他给儿女们的家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上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政见，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
对孩子要多一些平和，少一些苛刻，要鼓励，但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值，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孩子的成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都希望子女有出息、有作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多数人将是普通劳动者。即便成为出类拔萃的精英，也不是“压力山大”可造就的。如果家长不顾主观因素，不顾客观因素，而一味地高要求、高投入，其结果可能就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梁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并不是梁启超当年就这么期望的，不是父亲最初就拿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相反，父亲给出了很宽的余地和空间，甚至可以说父亲想到的首先还是如何实现就业，如何谋一饭碗。对于思成，梁启超在1927年2月给孩子们的信中说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和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掘自己性灵的余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思永，梁启超谈到过要其好好努力，将来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对于思礼等，梁启超谈到过“家里学自然科学的人太少了”，“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做个科学家。梁启超对待孩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态度，对孩子的成才，包括培养出三个院士，是很关键的因素。如果天天拿着院士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天天拿功成名就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对孩子的性格、兴趣、亲子关系及成长发展不一定是好事。并不是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就越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时候，父母过高的期望值，反而会成为孩子前进途中的阻力。
对孩子要多一些引导，少一些压力。家长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积极加以引导，对孩子既不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也不一味地拔高要求，拔苗助长，无限加压。梁启超对孩子的学业是很关心的，常常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包括过问到学习成绩。但他也不希望孩子的学习压力过大。他跟思顺说宁可推迟回国，也要保证休息时间。他对思庄更是极尽宽慰，当得知女儿考试不及格，他立刻写信道：“思庄英语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当庄庄功课比以前多了，他写信劝慰：“每天要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
对孩子要多一些尊重、多一些谈心，少一些训斥、少一些指责，要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帮着孩子消除困惑，而不是以训导者的身份来对孩子的行为指手画脚。对孩子们的困惑、疑虑，对孩子们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梁启超总是进行细致的分析，不是简单粗暴的指责，而是该肯定的肯定，即使是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他也进行循循善诱的引导，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并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角度考量，看看哪种方式、哪种语调、哪种姿态、哪种表述，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更心悦诚服。思成针对所学美术建筑专业，提出“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变成画匠”，梁启超首先予以了肯定，指出“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接着他进行了解释，强调必须经过这么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只有把“呆板功夫”做足了，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了，把基础打牢了，将来可转向求巧，转向创造性劳动，“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
思忠提出“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通过冒险磨练自己，具体来讲就是回国参加北伐。梁启超虽反对思忠这一计划，但也肯定“这种精神是狠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也肯定“知道你当初的计划，是几经考虑才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但因为你在远，不知事实，当时几视党人为神圣，想参加进去，最少也认为是自己历练事情的唯一机会。这也难怪。”但他通过对北伐乱象的分析，最终还是反对思忠回国参加北伐的计划。他又告诫：“至于你那种改造环境的计划，我始终是极端赞成的，早晚总要实行三几年，但不争在这一时。你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这是没出息的话！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这种入情入理的分析，这种尊重基础上的引导，孩子听了就不会那么排拒，就能入耳入脑，教育的结果也就比较有效。
有心事和孩子诉说
现在的孩子都个性强，很多孩子不愿意和父母说知心话，所以沟通起来就很难。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敞开心扉，和父母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呢？要达到这种境界，不妨从父母做起。既然是知心朋友，父母也要向孩子打开心扉。自己也打开一扇窗口，以心换心，这样就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孩子有什么心事会向你倾诉，同时孩子也可以做一个倾听者。
“嗟夫思顺，汝悉我今夕之苦闷耶？”梁启超不会为了父亲的威严而在孩子面前遮掩自己的脆弱，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失望与希望都与孩子倾诉，让孩子听到自己的心声。他和儿女之间，的确成了很平等、很知心、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伙伴。
梁启超在政界、在政治上遇到苦恼、遇到挫折时，常常和思顺及其他孩子沟通。1912年归国之初应酬之事颇多，他在给女儿的信中直言痛楚，“昼困于客，宵疲于文”，“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共和党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败给国民党，梁启超也和思顺说起，“吾党败失。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吾心绪恶极……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扰也。”1916年3月，在赴广西参与护国运动遇到烦闷时，他写信给思顺，表示“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1926—1927年的北伐和国民党实行“清共”，使梁启超对国内局势深感忧虑，他把自己想过问政治但又怕承担不起担子的犹豫心态，也和孩子们多次探讨过。他在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的信中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起旗帜，时机还早，只有秘密预备。”5月5日给孩子的信中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5月11日写给思顺的信中提到：全国一天一天趋于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多数人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颇希望我负此责任，我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担子。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
梁启超在家庭遇到哀痛、遇到难题、碰到麻烦时，也和孩子进行交流。李夫人病逝，使梁启超不胜悲痛。他们夫妇俩一生恩爱有加，但曾吵过一次架，这一架却让梁启超非常自责，总觉得夫人的病是因这次吵架引发的。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想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在其晚年，身体不好，辞了一些兼职，家庭收入减少了，尤其是到了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一万多灾官连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梁家及其亲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希哲、思顺提出由他们往国内寄钱弥补家用，梁启超把家里的难题及亲戚的遭遇都和孩子们说开了。他提出有几项特别的开支，包括思永的返回美国的盘费、福曼的学费、七叔等亲戚返回家乡的路费和修理房子的费用，“希哲能多费点心找三几千元弥补弥补，便不至受窘了”。
梁启超在自己心里郁闷或身体不适时，会和孩子们倾诉。他在1928年10月写信给思顺，信中说：“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和孩子们交心，向孩子们敞开心扉，以真心换实诚，以透亮换知心，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拉近与孩子心理距离的钥匙，同时也是父母自身释放心情、解忧纾困、实现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梁启超像朋友似的和孩子们拉家常、谈人生、讲学问，像朋友似的和孩子们进行双向的交流，其所营造的和谐家庭氛围，既给儿女创造了一个优越、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是他自身的快乐之源。他分享着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享受着亲子之间的天伦之乐，沐浴着大家庭其乐融融的和谐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