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是关键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它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延伸。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更具有根本性。三者各负其责而又密切配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相对的概念，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学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梁启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在《变法通议》中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大声疾呼废除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科举制，同时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类各级学校、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设想。他在《教育政策私议》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业学校的教育；22岁至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业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教育政策私议》所设计的教育制度体系，成为中国颁布的第一个现代新学制“癸卯学制”的理论依据。
学校教育的关键在师资。梁启超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大力提倡师范教育，在设计教育体制的时候，增加了师范教育。
梁启超注意为孩子提供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不仅注意在家庭里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尽心尽力，还千方百计让孩子尽可能上好学校。他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让孩子留学。在他给孩子们的家信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总起来看，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比较好的学校教育。从其子女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情况看，梁思成、梁思永在出国留学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梁启超也有把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等送出国留学的打算，但因他过早去世，未能如愿。梁启超晚年，梁思达、梁思懿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梁思达、梁思宁入了南开大学，梁思懿上了燕京大学。
思成就读清华学校
梁思成1912年底由日本回国。1912—1914年，在北京汇文学校学习及崇德高小读书。1915年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学制8年。学校管理严格，但又活跃，对梁思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梁思成后来回忆：“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他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年报（1922-1923）任美术编辑。他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弦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美术尤其出色，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深得美术老师称赞，曾被美术老师指定和闻一多、杨廷宝等人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艺术团体“缪斯”，活跃了学校文化艺术氛围。他也爱好音乐，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修养，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他常对学生提及：“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当年是马约翰（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梁思成还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清华校史组黄延复撰文说：“学生时期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思永、思忠留美前也在清华学校读书
梁思永与梁思成一起到清华学校读书，他所在的班集体共有66人，1924年毕业，因此，被称为“清华24甲子级”。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据刊于1924年6月6日第317级《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甲子级师生话别纪略》记载，梁启超以老师兼家长双重身份发言，时间最长。他认为，清华学生“食民之脂，饮民之膏”（指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的返还款筹办清华学校），故对社会应尽之责“尤不可逭”。他谆谆告诫即将留美的24级清华学子应注意三点：一曰，为社会服务计，为自身生存计，宜立志做第一流学问家，毋为半瓶醋；二曰，不可忘中国为世界最不幸国家之一，美国为世界最侥幸国家之一，美国所得之学问不能囫囵吞枣而施之于中国；三曰，美国国情既有异于中国，而于学问之应用，不可削趾适履矣，人格上之修养，更有同然者。故吾人应留心，毋为处歌舞升平之国之人格所化。吾人应努力，为苦心奋斗的人格之修养焉。
梁思忠在赴美留学前也在清华读书。梁思达、梁思懿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梁思懿后来转到清华。1927年下半年，梁思达在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当时接连发生了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等事件，政局动荡，局势不稳，梁启超决定年幼的一组孩子休学一年补课，让孩子在家读书。他请了他的学生谢国桢做家庭教师，给思达等讲授国学、文史知识。6月23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达达等三人聘得一位先生专教国文，读得十二分起劲。据他们说读一日，比在校中读三四日得益更多也。那先生一面教学生，也高兴到了不得。”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8月29日的“给孩子们书”提到：“达达们功课很忙，但他们做得兴高采烈，都很有进步。下半年都不进学校了，良庆（在南开中学当教员）给他们补些英文、算学，照此一年下去，也许抵得过学校两年。”梁思达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学习，1935年毕业，毕业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