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忘记几十多年前那个天崩地裂的冬天。那是在1960年发生的一场毁村事件。在“大跃进”的刺激下，地方官员指天誓日，急于在水利工程中大显身手，为此宣布大川居民必须在秋后从家乡迁走，给一座大型水电站腾地让道。大川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先是忽视，而后抵制着搬迁命令。这个大坝工程即盐锅峡水电站。作为黄河上游第一座以发电为主的水电工程，它的建设时间与黄河下游的三门峡水电站建设同步。
要知道，孔家人作为孔圣人的后裔迁移至此且居住了几百年，怎么能一下子舍弃世代厮守的丘墟田园？况且，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此浩荡的黄河怎能被拦腰斩断？此前，中美工程师已经在本地修建电站的尝试中受挫而退。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曾派了中美水利专家联合组到永靖勘察水电站坝址。由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修建电站的计划无法实现。
岁月缓缓流逝，最后期限已到，孔家人仍安之若素。结果，在十二月份的一个寒冷夜晚，被调遣而来的民兵抵达大川，强迫村民编队离开。民兵的第一批目标是那些没有壮小伙儿的家户。老太太们呼天喊地，趴在炕上不肯离开，最后还是被架走。随后，房梁被民兵套上绳索，用骡子拉塌。破晓时分，人们在恐慌中自己动手拆房揭瓦，试图抢下部分建筑材料另起居所。之后，人们匆匆忙忙地掘开祖坟，将先人骨殖装进水泥袋或别的容器，搬到高坡重新安葬。这一做法违背了当地人的传统丧葬习惯。多年之后，一位老人回忆说：“没有时间顾那么多了。”由于已经筋疲力尽，大川人放弃了更为久远的祖坟。不久，中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席卷而来，被迫搬迁的创伤变得更深。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
饥饿与惊恐伴随着大川半数左右的村民搬迁到附近村庄，其他人爬上不远的山坡地。按照计划，一座高达57米的大坝在大川下游拔地而起，1961年3月31日下闸蓄水将中国第二大河截断。48小时后，大川村淹没，消失在电站水库形成的一片汪洋之中。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大川村的毁灭作为一系列悲剧的核心事件埋在孔家人心底。解放前，孔家人在当地势力雄厚，无论在社会地位或声望意义上都象征着新政权意欲取代的旧秩序。在解放后近30年的时间内，被当做旧秩序残余势力的孔氏宗族不断遭到无情打击，尤以几次政治运动为甚。关于发起这场运动的原因，见第三章的讨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逐渐宽松，部分孔姓子弟才重新抬起头来，以要求追加水库移民赔偿的行动作为集体疗伤的手段之一。
我是在1989年夏天与孔家人走到了一起。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从事水库移民研究，项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曾建议将西北水利工程导致的移民安置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研究课题。事实上，所里初期的水库移民研究已经在三峡水利工程的论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当时，学校无法正常运行，朋友们自顾不暇，我也就无心留在北京。于是，我们几个人决定到西北继续研究水库移民问题。该年6月，我和一位同事与两名研究生结伴西进甘肃，第一次接触到大川孔家人。最初，我将这次经历仅仅视为一次短期研究而已，主要针对水库移民安置问题。但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我决定继续关注大川。为了做好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准备，我在1991年夏天重访大川。接着，我在1992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在大川蹲点。在1993年论文写作期间以及1995年准备出版论文之前，我回到大川做补充调查。在反复几次的实地调查中，我不仅了解到有关移民安置问题，而且熟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改革开放后村民的生活状况。
回想起来，第一次远足大川就使我在田野中步入社会记忆研究领域。对学者而言，社会记忆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考察群体需求与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形态及具体内容的动态性影响。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大川是社会记忆研究的理想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