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
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
4月阶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
下午4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
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厂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
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
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26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
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了七八个敌兵。
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
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年2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
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年至1910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
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
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出这口气！”
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
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
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
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1911年5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
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1905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
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年5月5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5月9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4月15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
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
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
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
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
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9月，攻下许多州县。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
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