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皇帝
大凡在封建君主时代，那些能够有力量把前朝皇帝赶下台的人，可以受到手下人的拥戴而黄袍加身，登上九五之尊，称孤道寡，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当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轰然崩溃，最后一个万岁爷也从龙椅上跌落下来，这时候的中国社会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君主制度已被推翻，尤其是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立法机关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的天亦非哪一人之私有，然而，却又来了“皇帝”！
9月20日，参政院根据筹安会所策动的各省代表的请愿建议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个国民议会就是新约法中所规定的复议民国宪法的机构，其组织法已于3月12日公布。但召集国民会议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
为了更快地把袁扶上皇帝的龙椅，梁士诒一面指挥请愿联合会代表向参政院请愿，借口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构而不是决定国体的机构，请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一面他自己以参政资格纠合参政数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参政院通过他们的建议，于10月2日咨请政府予以公布。根据这个组织法，以前次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进行国民代表的选举，手续上要简便得多。
袁世凯巴不得早日举行开国盛典，于是在10月8日下了一道申令，说他遵守约法，尊重民意。
即使这新约法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伪约法，也还披着一件民国约法的外衣。
在国体尚未变更以前，袁就下令停止了这一年国庆日的一切庆祝和宴会，就是说，事实上民国命运即将告终，民国国庆日自然也就失去其庆祝意义了。
请愿这步棋走过后，接着便是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举行国体投票了。
所谓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并不是在北京集中召开，而是在将军、巡按使监督之下，各省分别举行，然后再把票汇集北京。
袁世凯直接圈定的代表，多是在京的各省人士，他们赴各省之前，袁每人赠送大洋500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这笔钱的用场，代表们心中自然有数。
投票用的票面上一律用上“君主立宪”4字，用记名投票方法，以便查对谁投反对票。它对每个代表都是巨大威胁。
各省为了圆满完成投票任务，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上，布满武装士兵，代表们投票时，都要从刀丛枪林中走过。代表们稍有交头接耳，即遭大声呵斥。
四川将军陈宦尤其独出心裁。他在会场门口亦派有大批武装岗兵，巡回视察于会场门窗之外。代表签到后，招待员即引入休息室，检查身上有无禁物，以防革命党混充代表，在会场内投炸弹、打手枪。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1枝，墨盒1个，点心1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4字。主席宣布投票意义后，众多的监视人员以手指指着墨盒和点心，口中连叫“写”。
看见有人沉思，便连声不断地喊“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在这种内外胁迫下，谁会写反对票呢？故参政院最后统计的结果是：全国参加投票者1993人，赞成帝制1993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本来，国民代表仅有投票决定国体之权，推戴皇帝是国体决定以后的事。但决定国体的总票数尚未汇集，各省在投票决定国体之后，紧接着又以同样方式叫代表们在推戴书上签名，推戴了皇帝。各推戴书都有如下45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全体会议，汇集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人数和国体投票的总票数。杨度和孙毓筠提议，既然全国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而参政院又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那么参政院应该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与会者均赞成，立即推举夏寿田和林长民起草，当众宣读，参政院诸公三呼“万岁”。接着把参政院的总推戴书和其它推戴书一齐呈袁。
总推戴书用奏折体，文中已将“钧鉴”改为“圣鉴”，将“大总统”改称“我圣主”。
推戴书于当日上午11点半呈进。下午，袁世凯下达了申令。11日下午，参政院向袁递了第二次推戴书，列举了袁的“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
尽管袁世凯“谦逊不遑”，然而尚未做到“三揖三让”，就“当仁不让”，于12月12日下令承认帝位了。
从袁接受帝位的这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式上。
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头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是不恰当的，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
15日，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这样做目的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简单的朝贺
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即1915年12月13日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中庭摆设着御案御座，前来朝贺的高级文武官员和参政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袍褂，有的穿着便衣，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代理国务卿陆徵祥（12月21日正式任命）和各部总长站在最前列，面对御座北向而立。
班次排好，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光着头顶走了出来，在御座旁面向南方站定。
陆徵祥领头向袁世凯行了三鞠躬礼。
袁世凯左手扶着御座扶手，右手掌向上，不断地对行礼的人点头，接受祝贺，内心极为受用。
行过礼，袁世凯讲道：“现在全国人民以我国不适共和，议定改建国体为君主，此为人民心理所趋向，予自当以民意为重，已无讨论之馀地。予被全国人民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自顾实不胜惭悚。我国国势积弱，险象四伏，如求转弱为强，殊非易事。国家建造之始，即当为久远大计，来日方长，更不知有几许困难。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一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良结果，即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有限制，不能自由。予今为救国救民计，牺牲一身，牺牲子孙，亦义不敢避。惟中国至大，国事至重，予以一手一足，为力几何？所望大众同心协力，牺牲一切，以救国家，庶足匡予不逮。此次筹备大典，务宜删削繁文，不仅吾国历代繁重之典礼不可蹈袭，即世界各君主国现行之典礼，苟有稍涉繁重者，亦不必采用。总之，皇帝不过为国家元首一种尊号，至于立国精神，全在上下协力，艰苦卓绝。若予视皇帝为尊荣，则国家必不保；即大众如视皇帝为尊荣，则国家亦必危。自今以后，予与国民当共视为卧薪尝胆之日，惟愿各以国家为重，以期共济艰难。若国体既改，而于政治不能整理进行，不仅予无以对国民，即庶职百司，亦皆无以对我国民也。”
朝贺结束，大家纷纷散去，照常上班，没有丝毫声张，没有热闹排场，与平时无二。
出了居仁堂，参政王锡彤没有想到袁世凯会在朝贺时讲出皇帝子孙没有好结果的话，感到非常不吉祥，问周学熙：“新皇帝今日出此不祥语，诸公在前者何无一人进宽慰之词者？”周学熙答道：“有何可对语？若必欲置对，只好曰：‘诚如圣谕而已。’”
袁世凯为什么要把“光明正大”的朝贺办得如此简单窝囊呢？
首先和外交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原先鼓励、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本，现在突然转变态度，极力反对；英国亦出面干预。10月28日下午，国体投票刚在某些省区开始，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俄两国公使朱尔典和库朋斯齐，会晤外交总长陆徵祥，向袁世凯提出劝告。小幡酉吉说，目前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无论何处，苟有事态足以妨害和平与安宁者，均应极力阻其发生。中国实行帝制，将立即“惹起意外之扰乱”，成为“危险不安之域”。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莫大的不幸，即使日本所受之影响亦不可估量，东洋之和平亦“因是陷于危殆之虞”。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果自信不致发生异变而得平稳实现帝制”？最后提出：“决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于未然，而固远东和平之基础。”同时声明此举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随后，英、俄公使也都进行了相同的劝告。
袁世凯万没想到日、英、俄三国提出如此劝告。不过他对此事看得并不严重，以为只要解释清楚，或者再许给带头起哄的日本一些利益，便可迎刃而解。所以事后命陆徵祥答复说：近来中国“国民之主张变更国体者日益增加，国内有实力者亦多数附和，因是结合益固，风潮益激。若专以力压制，不仅违反民意，且有妨害治安之虞，政府何敢负如斯重大责任！故唯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所通过之法律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俾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至于变乱问题，答复说：“当国体讨论甚形猛烈之际，政府恐因是发生事端，深为忧虑，再三电询各省文武官员，能否保持地方秩序？各省复电，每谓苟从民意解决国体问题，则各省皆可负地方治安之责。然则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至本国之少数乱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所不及之地，无论既往将来、共和君主，若辈无日不怀破坏之心，而逞酿成祸端之行为。虽然，彼等仅能捏造谣言，煽动人心，而毫无实力。年来虽有小乱，均经扑灭，于大局曾无何等影响。今各省特加注意，十分防范，断无可虑之事。其本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政府协力取缔，如斯，则亦无造乱之馀地。”
法国公使旋亦会晤陆徵祥，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劝告袁世凯中止帝制。三国劝告遂变成四国劝告。
日本政府对答复不满意，特令小幡酉吉11月5日再至外交部质询帝制事，谓前此答复未言明延期与否，要求明白答复。外交部答以政府并无急谋变更国体之心，请勿误会。
袁世凯仍怕这种答复引起列强的不满，11月9日派员至日、英、俄、法四国使馆做口头解释，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11日又让陆徵祥请四国公使到外交部面谈，除说明延期实行帝制外，特别郑重声明：万一在本国有突出意外之事变发生，“无论何时，本政府之权力，足随时消灭之。”企图以此取得列强的信赖和谅解。
次日，意大利又插足进来，四国劝告再变而为五国劝告，问题益发严重。12月11日，“国民总代表”正在上推戴书，五国联合大警告又风传得更凶了。袁世凯既向外国声明本年内断不实行帝制，又鉴于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不敢再刺激诸多列强，故朝贺仪式不能再做大肆张扬。
其次和国内局势日益呈现的不稳状态有密切关系。国民党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多流亡到日本。孙中山鉴于党员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各行其事，有类散沙，招致革命失败，1914年7月8日，将国民党改组为秘密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并被推选为总理。1915年夏末，孙中山召集十多次讨伐袁世凯的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赴上海、青岛、广州和陕西三原，进行筹备。帝制公开后，孙中山号召同志乘时大举。8月，钟明光在广州谋炸龙济光未遂。9月，革命党人用炸弹轰击了鼓吹帝制不遗馀力的上海《亚细亚报》分社。11月10日为日本天皇大正登极日，彰威将军兼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乘车前往日本领事馆祝贺，行至中途，被革命党人击毙。12月5日晚上，上海革命党人占领肇和兵舰，炮轰制造局，进攻警署。
袁克定早以“青宫储贰”自居，帝制派人物想当新朝的开国元勋，他们害怕时间越拖，天下越乱，极力催促袁世凯早日实现帝制。为此，他们对袁世凯封锁消息，甚至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该报反对袁世凯称帝），呈袁世凯阅览，以坚定其帝制自为之心，日夜劝其尽早举行一个内部的朝贺仪式，然后再择吉举行登极大典，召宴外国使臣。袁世凯急于要过皇帝瘾，顾虑夜长梦多，亦愿在诸事准备妥当后尽早安排。故当袁克定看准12月12、13两天均为“黄道吉日”，极力劝袁世凯接受帝位时，袁世凯立即点头同意。袁克定遂通知参政院上推戴书，紧跟着就是辞让、再推戴、承认帝位的一系列表演，13日便急急匆匆、潦潦草草接受了百官朝贺。
朝贺刚结束，日本大使日置益即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公使同至外交部，向袁世凯提出警告，声明“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袁世凯一心要登上皇位，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自信能平定一切“内乱”，因而对五国警告仍尽量敷衍。
同日，袁世凯颁发了承认帝位后的第一道“谕旨”，重弹“民意”和“天命”的陈词滥调，重点是坚决镇压反抗者。它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
帝制一公开，袁世凯就着手武力准备，亲自交给军火买办商雍剑秋一张军火定单和一笔定金，要他从德国购买价值一千多万元的枪支弹药，以应急需。在兵力方面，亦部署妥当，尤其是京畿附近和必须注意的重点，均调配了重兵驻防，命令各地军阀严密戒备。现在发出此令，在于让各省加倍提高警惕，确切保证治安。
在笼络人心方面，袁世凯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法，予以区别对待。
首先是黎元洪的安置问题。黎元洪在“二次革命”前后，帮助袁世凯干过不少坏事。但被骗进京后，丧失了实权和自由，同袁世凯矛盾日深。为自保起见，绝口不谈时事，很少与外人联系，每日晨起，焚香诵经。袁世凯则竭力表示亲近，令其夫人不时邀黎夫人人府宴饮，并与黎元洪结为儿女亲家。1915年9月初，黎元洪看到帝制不得人心，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职务，不再参加会议。袁世凯认为，黎元洪身为副总统，如能拉过来以资号召，对全国影响甚巨。故承认帝位之前，袁世凯已屡次派员争取，示意其赞成帝制，且应黎元洪之请，同时为结好起见，准黎元洪迁出瀛台，移居东厂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