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分，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邮。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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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陈立夫在文化领域的同乐会上正疯狂叫嚣着。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看着辛苦了多年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陈果夫心里有难言的痛楚，一时间，立志勤政为民的念头闪现了他的心中。图为：淮河决堤时，逃荒的百姓。胡蒋之争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忍，略为提高声音说：“胡先生一定要责备他们，还不如先责备我吧！”蒋介石以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来，应该足可让胡汉民息事宁人，哪知胡汉民并不买账，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你，但可惜你不能受听，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令蒋介石无地自容，这样，蒋胡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