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东北”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眼睛里，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辽阔土地，铺展着“神话似的富饶、难以置信的美丽”，陌生又遥远地隔离在山海关的那一边，寂寥荒漠地包裹着一片神秘的面纱。其中异族异乡的神秘感，除了归结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历史变迁、塞外风光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还归结于长期以来，居住在关内的“汉人”，与关外的少数民族历经无数次的战争，不断血腥对抗，加深了其中的隔阂，甚至产生敌对和偏见。加上传说中“契丹人”、“蒙古人”、“满族人”的凶悍、粗犷、豪爽、刚直，都使这一切染上了浓厚的异邦色彩。
自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开始，“汉人”便一直和东北的土著民族，其中包括“满族人”的祖先(满族的祖先为女真族)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到了960年至1279年的宋朝年间，更是炽热。13世纪，蒙古人攻打中原，占领了包括东北在内的大半个中国。此时，“汉人”和关外异族人，尤其是和“契丹人”的矛盾仍旧十分激烈。
17世纪初叶，彪悍凶猛的“满族人”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民族。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一举挺进并占领了中原大地。不仅征服了中国南方各地，扫平了农民起义大军李自成的队伍，甚至深入至广东、云南一带。当明朝的崇祯皇帝魂飞胆破，逃避不及李自成的造反大军，自尽于景山御花园之后，“满族人”便乘乱而入，从此安然坐镇天下，建立了清王朝(1644—1911)。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清王朝起，满族和汉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历史上的隔阂，由于记忆的褪色，起码在表面上，渐渐淡漠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文化背景的认可、同化，经济贸易的交换、沟通以及移民的渗透、通婚，变得不那么剑拔弩张，甚至亲近起来。虽然当鸦片战争的洋枪洋炮一举毁灭了天朝至尊的假象，就有人把中国落后归罪于“异族统治”的后果因而再度提出“反清复明”。但显而易见的是，不说“满”“汉”已难划分你我，就是复了“明”，也根本无法抵挡住现代西方的进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热血儿女，各地人民包括少数民族都起来联手抗日。在这特殊的战争环境里，人和人之间、汉族与其他民族原有的障碍和隔阂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而，人人都强调东北是自己国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的东西南北，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家卫国，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然而，尽管弥漫的战争炮火淡化了中原和东北的隔阂与差异，但对于关内人来说，东北文化、历史、地理、政治、人情世故的神秘面纱并没有真正被揭开。
打开当代中国行政地图——东北是由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个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在那一大片浩瀚无边的原始大草原上、旷野里，星罗棋布地散居着不少的农民和牧民。这些居民有满族人、蒙古人、汉人等。东北的满族多数以游牧、耕植为生。1820年嘉庆年间，东北就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由三个行政机构管辖。三个行政区为：奉天(1929年以后改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再加上一部分的蒙古地区(参见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章节，就可以了解当时地理情况的行政版图)。
宋朝的时候，如有汉人移居至东北，通常会被视作为叛逆。但仍有不少汉人由于种种经济、政治或个人原因做了“叛逆”。17世纪至18世纪间，清王朝统治了中国。于是一批大约两千多万汉人先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走出山海关，迁移至东北，使东北的人烟渐渐稠密起来。这些所谓“闯关东”的移民多数是长城以南的山东人、河北人、河南人。当他们来到东北之后，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居民，共同开垦那片辽阔富饶的黑土地，拓掘丰盛的资源。接着，这些新移民在受当地人同化的同时，也把中原大地的宗教、信仰，甚至包括民间巫术、仪式习惯等迁移至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很快，中原文化渗透入当地传统文化和民间萨满教之中，混合成一种独特的、奇异的东北文化。这种文化里面蕴藏着新鲜粗犷又充满了活力的野性，这种野性也就是我们在端木蕻良的作品当中常常读到，并被充分地描绘表现出来，而且成为紧紧地牵动了读者的猎奇之心的塞外文化的一部分。
地阔天高，无拘无束。肥沃的草原上，处处是未开发的宝藏和土壤，于是东北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冒险家们创业、探险的新世界，甚至连一些洋人也蠢蠢欲动，注意、关心起这片土地来了。从19世纪开始，外国势力特别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开始贪婪地窥视并企图霸占这里的资源。一直到19、20世纪交替的混乱之际，日本人终于靠武力占了上风。于是，东洋势力渐渐地蔓延、渗透在东北草原，并一步一步地深入，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灌注其影响。
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本人的军队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占领了当时辽宁的首府沈阳，也是东北的南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也就是所谓的“满洲国”，抬出了早已被国民革命废除了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封之为“满洲国”皇帝，定都于新京(现在的长春市)。
由于日本政府早有计划把中国的东北渐渐变成其永久性的模范殖民地，所以便在一开始就大量投资。自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的整整十四年间，东洋军事、财政、交通、电讯等设施机构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东北，正如美国学者Steven Levine所说：“在日本人殖民经济的十四年当中，中国东北的工业经济发展得非常之快。在这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成就是交通、通讯系统的建立；工业、矿业开采的发展；税收、银行制度的设定；统一的货币等都在那一段时间内得到确立。”在日本人军事侵略、经济殖民化的同时，东洋文化也随之而来，使得东北，这个原本就多民族、多文化、多语种的区域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异国风味。
然而，令后人深感奇怪的是，在20世纪之前，中国文学中很少有作品真正反映这里的生活；同时这里的作家也很少和关内——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的作家有多少文学创作方面的联系。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文学作品在官方或正统的文学史、教科书上几乎没有什么记录。这种文学上孤立、隔绝的现象，差不多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一批年轻的东北作家闯入上海文坛之后才算告一段落。这批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从一开始就着重描写东北的风土人情和自己鲜明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当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由于被外国人侵略而产生的一种对于被瓜分、被分割的愤慨和思乡情绪。正是这些区域性的异乡、异土、异人、异情，真正吸引了关内外的广大读者。于是，东北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站立了起来，并填写了不可忽视的篇章。而在这一不可忽视的篇章当中，作为这群东北作家里的一员，端木蕻良扮演了一个相当独特而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