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瑛，即袁仲德，又名家驹，号不同，河南正阳人，袁乃宽之子。光绪三十二年考入北洋第四镇学习炮科。后在淮军为督练官，即在军中运作革命，投身政治。武昌起义后，与友人谋划天津、保定独立。
他的父亲袁乃宽，是袁世凯的十三太保之一。其为人也小有才，系老袁远亲。袁世凯在直隶时，他是他的幕僚。帝制大典筹备时，他和袁世凯的小老婆们商议筹钱供袁登基使用。
可是他的儿子袁仲德痛恨帝制，至起杀心，看到他的父亲和袁世凯攀上远亲，遂觉有机可乘。遂由他父亲带到宫内拜谒。袁世凯见他的气质不凡，颇加激赏。仲德执礼甚恭，妻妾们也说这个小伙子不错。
第一次暗杀袁世凯。南北和议后，袁的残暴统治较前清更深。当时仲德为武卫右军驻彰德总稽查，恨袁世凯入骨。为真正恢复共和，乃决计刺杀袁及其长子袁克定。制作炸弹数十枚，埋藏新华宫，欲将袁世凯一家人炸为灰烬。因对方防范严密，一时无法下手，乃将炸弹埋藏在洹河桥边，准备待机触发。此处为袁克定每天必经之地。不料因渔夫经过，误撞炸弹毙命。暗杀计划暴露，而暗杀者身份并未暴露，仲德遂转往日本求学。宫中炸弹被卫士发现一枚，遂按路径大肆搜索，竟起出七十余枚。宫内躁动，人心惶惶。经侦查，断定为仲德所为，而此时仲德以先期遁逃。过了两天，从天津寄了一信给袁世凯，有谓：
国贼听着，吾袁氏清白家声，安肯与操、莽为伍？……目的为何？即意将手刃汝，而为我共和民国一扫阴霾耳。因以炸弹饷汝，不料所谋未成，殆亦天助恶奴耶？
还叫他消除野心，解除帝制，自家忏悔，或可保全首领，云云。
袁世凯想治罪袁乃宽，但他的妻妾们都为他说情，幸免于死。假信任如前，叫他探听仲德的踪迹。到了全国群起反对，云南起兵，诸事猥集，他也顾不上了。
第二次暗杀。二次革命后，同盟会系统败北，青年志士被袁世凯杀戮者数以千计。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手下的陆建章、段芝贵杀害很多议员、同盟会员、青年志士。杀人后并不准收尸，家属前来，以卫兵驱赶，并加以嘲笑（参见王建中《洪宪惨史》）。仲德毅然回国，面见袁世凯，陈说利害。他说，大丈夫处事，要能容人才能用人，假如仅想驱使别人，却没有容人之量，最后肯定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他说，国民党不乏杰出人才，根据他们的特长据实录用，因势利导之，何愁天下不太平呢。这些话极为中肯，但袁世凯听不进去。
攀龙附凤者发起筹安会，共和命脉命悬一线。1916年1月，袁世凯恬然称帝，并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为承认帝制交换条件。事情被仲德察觉，冒死将密约盗出，印刷数千份散发中外，导致密约无形取消。
仲德往上海，从黄兴、耿毅那里，带回铜壳炸弹数十枚，运回北京。秘密放置在新华宫内。预备在袁世凯登基的时候以电气引发爆炸，将其党羽炸毙。不料事机败露，3月份仲德被捕，因他父亲的关系，关押在特别室内，本已获死刑，仍大声疾呼，详数袁世凯罪状。他对狱中贫困者多所赞助。不久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由是得以出狱。
吴佩孚的师爷
吴佩孚的第一知己要算郭梁丞（绪栋）。郭氏先做聂士成的幕僚，吴佩孚当勤务兵时，纠正过他的用典错误。郭氏见他做事勤勉，又知其为秀才，故对其长官段日升多所美言。吴佩孚此时地位低微，自然感铭于心。郭氏一度隐居，佩孚当两湖巡阅使时，又起用了他。吴佩孚对幕僚要求极严，独对郭氏网开一面，特许他抽吸鸦片。先欲委参谋长，郭氏拒，改委巡署秘书长。郭绪栋说：舞文弄墨尚可承乏，运筹帷幄则吾岂敢。
郭梁丞在北洋团体中，学问平平而计谋甚富。
佩孚幕中，还有参谋长李倬章，政务厅长白坚武，参谋处长张方严，副官处长孙芝田。吴佩孚回光返照的湖北时代，总司令部人才盛极一时，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
郭梁丞、张其锽都是吴佩孚的知己，至于蒋百里，待之以师礼。张其锽自以为得曾国藩衣钵之真传，人以辞章之士视之，他还颇表不满。他奔波调停，从中享受难以言表的乐趣以及成就感。
当所谓“国师”，是很多文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国师只有一个；可是在军阀时代，则又大异，国师因为军阀的分蘖，可以多量地产出，相当于缩小号的国师。有一些人甚至不为名利，而是为了影响力，“国师”就很有成就感。
郭梁丞要天上月，吴佩孚恨不能上天为之摘下。他甚至通常在烟榻办公，商榷机要。郭氏最后不欲以幕僚终其生，想得山东省长衣锦还乡，未及委任而病死。
1921年4月，德国驻华使馆的女郎露娜，久仰吴大帅英名，前往洛阳面送秋波。吴佩孚审美观与常人异趣，言谈中多应付，露娜失望怅然北返。她回京后还写信来，吴氏见之都是冷处理。露娜其实和吴佩孚都是审美观怪异的人，由他的相貌，也可以窥破几分消息。因为这时的吴佩孚，“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清癯的脸庞上配着一双大而赤的眼睛”。露娜见久无回音，干脆单刀直入，发来一通电报，收发交到译员处，译员翻成的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译员见此甚错愕，就去请教郭梁丞，郭氏教他坦然送上。据说吴佩孚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
得宠的军师郭绪栋，成天脑瓜子所想都是如何替吴氏扩充地盘，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然而他命蹇运乖，未能和吴佩孚共始终而病亡。
吴佩孚临棺大恸，撰联曰：“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遽抛老母孤儿，有我完全担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此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艰难。”
吴佩孚的这幅挽联文采平平，但其中颇有真话，他的义气尊崇，上联的许诺叫死者放心，下联则可见参谋、幕僚不可须臾分离的重要性。
吴氏虽然固执，但也需要幕僚为其决定打气，增强他的信心。如果两者谋略暗合如出一辙，所见略同，那就会增加其施行的信心。
吴佩孚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时，蒋百里勉为其难，正式成为他的参谋长。
这时他的本钱已经输光。汉口挂帅，部队多拼凑，这些烂队伍震于他昔日的威名，投到他的旗下，目的在于搭伙求财，打硬仗则看风使舵。所谓十四省还包括孙传芳的五省，还把西南地区的杂牌部队拿来充数，所以，吴氏此时大半是个空头元帅。
驻扎武汉回光返照时节，董显光带着曾朴的公子曾虚白造访吴佩孚，那是曾虚白首次访问风云人物，印象极深。“吴玉帅虽然穿着军服，可看上去不像一个军人。说话时摸着一撇小胡子，倒像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他本来是一位山东秀才，喜欢结交文士，经常一杯在手，赋赋诗，挥挥毫，自命潇洒。可是，他一杯在手喝得过分的时候，却会放言高论、目空一切，暴露他自视之高永远执持己见不肯苟同刚愎狷傲自命不凡的弱点。”他不特有刚愎个性，更有奇谈怪论，他对这两位记者说，西方文化都出自咱中国，何以见得呢？吴佩孚说，中国史书不是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往西走吗？他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老子他老人家是到了欧洲。证据又是什么呢？你看西方文字那样弯弯曲曲，岂不是照着老子所骑青牛撒的尿描下来的吗。这一番话可把两位不速之客吓得不轻（参见曾虚白《一代人豪吴佩孚》）。
吴氏依然夜郎自大，蒋百里告诉他不可四面树敌，他当成耳旁风。谈到讨贼军所认定的贼，忽而是这个，忽而是那个，最终落到冯玉祥头上，百里不由得暗暗发起急来。最后拍发明码电报辞职，吴氏认为是大不敬。
军阀之间一会儿大张挞伐、不欢而散，一会儿呼朋唤友、异常亲热，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竟无区别。吴氏一意孤行，这时，广东、奉张、孙传芳、冯玉祥都要打他或孤立他了。
蒋百里，1906年，他26岁时在赵尔巽处当督使公所总参议，不久往德国留学。1912年从德国回来后，又任浙江都督蒋尊簋的参谋长。他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蔡锷死前在日本见其军演为立体战，海空军交织，大受刺激，托付百里继续他的事业。他是近现代罕见的参谋专才，但是在这样的主官面前，他无法发挥，他也只能智术有时而穷。吴佩孚在近代史上虽然横绝一时，但他毕竟是旧派人物，他的幕僚亦然。
曹聚仁《战地八年》曾经谈到一些军政大佬，个性和脾气影响幕僚作业。主官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观念滞后、自作聪明等脾性，往往影响大局而至不可收拾之境地。不过这是一些横切面，曹先生所看到的，有的是纵深，有的却只是人物一时需要而表现出来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