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阴谋和权术的，往往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至于李宗吾先生被人视为疯狂，则自其书出，此论既随之。李先生著厚黑学，多用反语、冷语。他的结论，以其鞭辟入里，竟被人视做当然，而以厚黑教主目之。其分析结果又多一针见血，凡所论断，如冷水浇臂，触处皆系思想利刃。张默生先生当面对李先生说：“重庆北温泉乳花洞门前，有一棵黄桷树根，虬结盘屈，蜿蜒如龙，很像你思想的恢诡谲怪。”一般读者，固觉震悚，而真正厚黑人物，一种深藏内敛，收束窥伺于旁，一种沸反盈天，喊打喊杀，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前人类争斗，以拳脚胜，其后以刀剑胜，再后以枪炮胜，而今俱不能取胜于高科技电子战之下。这个过程中，思想的武器却一直独立各种拳脚武器之外，移步换形，其威力且不独取胜于疆场。
较之一般思想史，李宗吾思想多以逆推法出之，他以三国时期为中轴，向上推及三代，更往下推至曾国藩、胡林翼，整个二十四史重要人物，或长于厚，或长于黑，或二者兼之，有多大厚黑便成多大人物，几乎无一不合。他这一番解析，既从容褪去大人先生头上不可一世的光晕，又把种种惨烈手段的底蕴黑幕提出公式来播之于众，他因此而成一时思想的重镇。虽然这是他匡济之志的变相表达，而给他惹恼的人，自然要把疯子的名义加诸他的头上，恰好他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一些不合常规的地方，别人做官都想越做越大，他却愿意越做越小。他拿力学规律来讨论性善性恶问题，他主张兜底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他甚至认为，妨碍当时文化发展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他喜欢独处，信步闲行于公园蔽日浓荫底下，远远看见熟人走来，“则好像不经意的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厚黑教主传》，115页）一般恨他的官僚，就来个反话正看，把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的厚黑上去，当时他收到很多无礼辱骂的信件，有称“吾儿见字”的，有斥其“王八蛋”的，有定罪名谓之“应枪毙应活埋”的，当然也有对他五体投地深表钦佩的。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著作由死寂而骤热，印量迅速增至数百万册以上，多数读者，渐渐晓得了他的狷介和操守，大抵理解他那深藏在嬉笑怒骂中的一番苦心。他的学说，总算给今世文化人带来应有的启发了。张默生先生认为，李宗吾名为“厚黑教主”，实则是大观园外的“干净石狮子”呢！
李宗吾先生幼年身体孱弱，平时离不开药罐。哮喘加上手脚不灵活，穿衣服都须人帮忙，疾病的制约使他带有畸人的性质。李宗吾先生著厚黑学，以厚黑二字，骂尽古今奸佞丑类。因他正话反说，热话冷说，浅薄者以厚黑导师观之矣。其书始出，道貌岸然者义愤填膺，必欲杀之以谢天下而后快。这在他们是做得说不得的。当时更有某贪官著《薄白学》面世，不数日以贪污奸淫横暴扰民多罪并罚，砍头悬之城门；这类人才真正对厚黑学有一套独得之秘呢！而宗吾平生怍薄门衰，菜根一瓯，仅可果腹，而寒毡终老，身后更加萧条。其人一生为在野文人，近花甲之年偶为川省政府编译室成员，旋即遭人排挤，挂冠而去，可谓潦倒终身。以他的遭际来看，正是一个胆薄心白、于所谓厚黑完全不能实行的人。
马基雅弗利本人或许不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但世上有不少他的传人。他们制造民众的矛盾，施展毒辣的计谋，做梦都想利用矛盾，分化矛盾，各个击破，一旦不遂倍感失落，或竟无所不用其极，加以捣乱和表演，目的还是欺骗和分化。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思想家是时代的幕僚。他们贡献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当下与未来。
历史上巨变的时代，因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固有民族精神相摩相荡，作微妙的结合，产出异样的光彩。
天才的睿智与洞见
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属一个时代，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实体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
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作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他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其他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接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三十多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