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战区的士兵往往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纬国发明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不错。但是因为缺少油脂，士兵大都便秘，所以他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多少水。每隔10天就到山上打柴，但是部队规定只能在宿营地40里以内打柴，所以他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35斤木柴。他自己通常都挑75斤，有时候可以挑到100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120斤，所以他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很大。
纬国所带部队气氛活跃、生动，士兵生活愉快，部队颇受他人尊敬。纬国从不打骂士兵，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各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151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153人，有两个逃兵逃到他们那里后就不肯走了。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全连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大家还会专挑月夜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来自乡下，会演一些地方戏或小曲，如秦腔、河南梆子等，大家轮流表演，所以他的连队生气蓬勃。1944年，青年军运动发起，纬国被调到青年军。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驻地老百姓沿路相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他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1944年2月，纬国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1945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他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蒋介石指示下来，把蒋纬国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零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用知识青年组成部队和日本最后决战。
纬国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他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谐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纬国认为蒙巴顿的风度很好，很有才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醋乔”。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纬国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作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纬国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他在晚年回忆说：那一次受训，他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可以自己单独把18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移动时，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可以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人员尚无此资格。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纬国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并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但结果还是纬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将自动平衡器修好，装回战车，那位中尉赞不绝口，随后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部队里只有蒋纬国可以参与战车炮的修护，美方也核准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其轮轴旋转，以及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的差别，构成相当复杂。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纬国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他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就这样，他与新科技结下不解之缘。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纬国在战车保养班中所获甚多。
杨永泰、樊崧甫等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所谓碉堡政策，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好像很有成就感，稍远的后续问题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蒋纬国晚年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那人说有一件事情他一直百思不解：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红军堵住再加以“围剿”，红军也不至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红军走多远，国军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那人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纬国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蒋纬国口述自传》，6页）
纬国是科班出身的高级幕僚，他的治兵方略和军事学的深度，精密宏深；而他对文化的估衡，也可说是独具慧眼。他认识一位奥国的逊王，那位老先生邃于欧洲旧学，也很了解东方思想，纬国和老先生接触交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而对欧洲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攀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对于地方势力，蒋介石为了引导他们抗战，不管对方性情如何，都尽力识拔争取，至少稳住他们不生事端。当时的情状纬国看在眼里：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蒋介石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或者动之以情。接触地方的大佬则有蒋经国出面；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纬国接送。其间自然体悟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纬国还要去关心客人的食宿。譬如，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就是由纬国去联络感情。如果接待年轻一点的朋友，纬国的太太就和他一起去，所以即使是边区的地方领袖，他也相处融洽。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很多烦难的烫手山芋，都在纬国殷勤周至的斡旋之下，得以达成。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纬国所实践的，则是化敌为友。
参谋生涯的印痕
做人的态度、器识、眼光，纬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抗战期间为了团结地方势力抗击敌寇，他和他哥哥前往西北马家部队联络，以友善至诚，和人家打成一片。他和蒋经国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见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纬国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他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马继援才25岁。马步芳命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后来他和纬国也成为朋友。纬国表示，任何事情，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他一定会帮。马继援也很谦虚，诚恳表示愿意随时去给纬国当参谋，到后来转退台湾，他们还保持联络。
敢在蒋介石危难之际开玩笑，非寻常人所可想见。纬国留德的时间是193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之前。后来西安事变突发，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在信里为他打气。纬国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他自认“调皮不捣蛋”，他在信中开头就跟蒋介石开玩笑，他写道：“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他回来了，蒋介石就问他回国后有何感想，纬国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蒋介石也是哭笑不得。纬国在蒋介石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他以为，恐怕家里面也只有他才能够做得到（参见《蒋纬国口述回忆》51页）。
抗战期间，蒋纬国从德国学成归来，他的参谋思想逐渐形成。建立海军陆战队尤其是装甲兵作战思想，卓有表现。内战期间，装甲兵改编为10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
他的骑兵观念，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强调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纬国数理方面的基础牢固，辅之以经济社会世象的体会，他的参谋思想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渐次上升到战略的阶层，他与上级或同僚也非常容易沟通。他说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他很钦佩，这和曾国藩所说的，治学如积财，道理类似。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
纬国在部队中，着力向军官们灌输现代观念与科学精神。他在大学时先修习理工，因为要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必须具有数理观念，培养科学的认知与思考方式，所以他进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主科物理，副科数学。念完理学院之后，又去念文学院，兼修政治和经济学、社会学。文学院科科目的训练，对他在建军备战的研究上很有帮助。
纬国著作有《军制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说》等多种。纬国认为，从战略大处而言，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以上战略目标，这在大战略上非常重要。
他解释他父亲送蒋经国到苏联的原因，就是要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敌意，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趁火打劫，至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