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早先是黄埔军校的青年教官，北伐诸役，甘冒矢石，冲锋陷阵，后官至重庆警备司令、徐州剿总总司令。一旦官至高位，渐露贪生怕死之相，后半生徒有虚名。李宗仁说他的长相是胖胖乎乎，其为人则老老实实，怕老婆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五四之后有些文化人无聊，大讲怕老婆的哲学，谓为中华文化传统，以为其中有多少玄妙，并加以实践。但这一点，若在刘峙面前，恐怕就要“梅须逊雪三分白”了。徐蚌战酣，杜聿明（剿总副总司令）因病暂离战场，刘峙怕得要命，不断地念叨：光亭（杜聿明字）走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抗战初期与日本交手的几个大仗，他都落败吃瘪，舆论嘲为“长腿将军”。徐蚌战起，军中将领即议论纷纷，以为如此大战，如此生死关头，理应以人中之龙、人中之虎来把守，至不济也应派条狗来，怎么能让刘峙这样一条猪来自毁长城呢？这真是人不自爱天也不佑。徐蚌大崩盘，几十万精锐部队毁于一旦，刘峙一路跑到南洋，为了生计，给小学生教授尺牍，被新闻界窥破。事泄，方回台湾养老。
张恨水先生在重庆写了很多这一类“无情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军统来人，说是张先生您要是心情不好，我们可以送您到息烽去休息休息！他才稍作停笔，以后依然照写不误。
刘峙的起落，是那国家强于社会的魅影在作祟，可是在他身边的幕僚就难以施展了。作为或不作为都会受到牵制和挤对，在徐蚌会战惊心动魄的数十天，幕僚的日子真个是冰激火燎，像舒适存、李汉萍等人，就遭遇了平生最深重的撞击，整个参谋生涯，和大局一道毁于一旦。若论幕僚之厄运，真莫此为甚。
也只好随波逐流
郭寄峤的情形，和舒适存、赵家骧也有类似。他先上保定军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然后再上陆军大学、国防大学将官班深造，改换出身的门庭。
1929年任第45师参议，抗战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亦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后期一度脱离参谋席位，出任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抗战胜利后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政副长官。
20世纪30年代初，他辅佐卫立煌，后者就是看中他的系统军事修养，担任卫立煌部参谋长，长达10年，他随卫立煌升迁而升迁，对其军事指挥影响极大。
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后来他分析西安事变的原因，也颇具一等幕僚的眼光。其要点，一是东北军入关后受歧视而待遇也低，故生发不满情绪；二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被围而东临黄河绝地，乃对张、杨统战，而统战又取得良好效果。
抗战初期的防御战，因日中军力的悬殊，郭寄峤强调本军的工事构筑，在错落工事上建立侧防交叉火力网，诱敌而歼灭之，这是因武器的整体落后想出的转圜办法，颇为奏效。
卫立煌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写道：“郭寄峤每天上午八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着毛笔不放，简单明了地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糊里糊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强干，高人一筹。蒋介石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当众表扬他为‘标准参谋长’。”
郭氏著有《边疆政策之研究》《边疆与国防》《我国历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之迁徙与衍化》等书。不过他在大陆易手的时节，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失去了他长于谋划的大参谋的本色。1948年秋，他在甘肃省主席任内，就和马鸿逵言语不睦。后者问他：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他竟回答说“汉人不替××当兵”。马鸿逵一向主张泯除民族界限，息争为国，他说“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尔挑拨民族情感，制造乱源。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马鸿逵《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当此撤守的真空时期，大家本应以同舟共济的大义，通力合作，以挽危局。不料最杰出的参谋也惶急而口不择言。指挥失度，而使壮士离心，宵小得逞，令人扼腕。
马鸿逵早在前清宣统三年，于陆军学校读书时，年方弱冠，即加入同盟会，当时凡与政治有关者，袁世凯均勒令加入其所控制的共和党，鸿逵虽数次被迫，但始终严拒加入。嗣奉孙总理令派赴甘肃，与多位志士一起，乔装高丽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戎马半生，曾参加抗战，建立殊勋。
而在此危难关头，郭氏未能将地方势力调试到一个较为融洽的地步，并非不可为，虽然大势掣肘，但其个人鲁莽灭裂，终令人事向相反方向滑落。
马鸿逵认为郭寄峤是陈诚的人马，实则郭氏也是胡宗南的好友。保护胡宗南，或给他一个下台的台阶，算是郭氏最后的幕僚作业。据说他曾直接向蒋介石说：“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似有所触动，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回胡宗南。
参谋的危局和宿命
曹聚仁以为，蒋介石应该让毛泽东给他发一枚大勋章，要不是他自己到北平指挥战事，关外何至于糟到这步田地。
东南人士以为可以划江而治。
曹聚仁说，蒋介石对于华北局面，素来以甲制乙，以丙制甲，以乙制丙，这样一种苦迭打政策，傅作义以守坚城出名，在平津被围之前，蒋氏对他不放心，直到北平听见了炮声，傅作义才有军政控制大权。平津围城，只留了傅作义做一个可怜的孤儿了。
此前，徐蚌会战正在开始，他能指挥35万大军南攻，和徐州国军相呼应的话，则战争均势就会增加砝码，就会有绝大转机。
当时，国防部作战参谋，曾建议傅作义军放弃平津，沿津浦路南攻，胡宗南放弃西北，出潼关渡河，攻山西，汤恩伯军也渡江北攻，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却因蒋氏迟疑不决，失去了时机。（曹聚仁《采访外记》，448页）
可是这当中有好多难以切割的人事纠缠，如刘斐等人，桂系等人，诸般人事，影响决策，影响历史，事后都各有利于自己的说辞。
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1998年版，团结出版社）里面谈到白崇禧在内战尾声时的表现，说是白氏知道刘斐已到长沙，就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催他去武汉。刘斐去了，白崇禧就埋怨李宗仁，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刘氏就游说白崇禧，说是他们桂系的赌本，都被蒋介石输光了。白崇禧迷信他的那一点实力，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举棋不定，只好让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时局的演变。他明知桂系主力孤悬在湖北大不利，他为了巩固和自保，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连成一气，这样，进退方有转圜余地，故对湖南很重视。但白崇禧对程潜的打算并不清楚，而对刘斐则一贯信任，于是白氏便推刘斐去湖南当主席，并认为刘斐最能尽力的，也最能跟程潜商量。
刘沉刚写道：“我父当即回答白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和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决心辞职，连续辞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让程潜去搞为好。’”刘沉刚又说：白崇禧听了我父的建议和分析很高兴，当面答应给程潜一个师，而且是经我父周密考虑，认为对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陈明仁的部队。这是我父回长沙后第一次应白邀请来武汉共商主和、反蒋的情况。
问题是，在整个内战时期，刘斐正是积极跟进，在作战中枢执掌机要，甚至决定历史转移的人，他是一种能动的驱动器呢，还是木马肚子里面的第五纵队呢？抗战时期他就想辞职？这和历史事实不符，历史是那么容易随意打扮的吗？
刘毅夫羞愤难当
刘毅夫在南京军情紧张时，提出一个关键的战备问题，事关紧要，结果竟被无理呵斥，官僚的积习，加上形势危殆，扼杀了很多可行的幕僚意见。
那是徐蚌会战开打前，到南京的联勤总部参加军事会议，将星云集，会场中都是上将中将高阶将领，少将足有一两百。刘毅夫后来升到空军中将衔，转业到中央日报当记者。那时他还是少将。联勤总司令郭忏说完补给安排，就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刘毅夫自觉尚为毛头小伙子，他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铁道兵两个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分补给，然后才能……”话音未落，不知道是哪位长官厉声喝道：“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刘毅夫陡然蒙了。幸而何世礼将军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刘毅夫被辱得面红耳赤，当时羞愤至极，就想扯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世礼这么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他前边，满面笑容地回头安慰他，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刘毅夫和蒋纬国所遭遇的阻碍如出一辙。人事官僚积习太重，此情景下，上佳参谋策划往往胎死腹中，或甫出即夭折。于大局实有大用，但置之人事环境则受排斥。当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蒋纬国窥破了熊向晖的意图，但没有人听他的，这是精彩意见受漠视。
邱清泉识破了刘斐、郭汝瑰等人的运作，公开叫骂。李汉萍回忆可信，其他多人皆可证他的言论，他甚至埋怨蒋介石，也未能引起重视，结果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