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性好黩武，“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
这话是对历史情状视而不见，盖当时蒋介石只是一后起之秀，历史的机缘将他推上前台。他不去打，别人也会打，而且是不知伊于胡底的混打。那是一个全盘开打的时代，蒋先生即使去出家，恐怕天下依然混乱，依然打得很凶。
吴稚晖的举动总是突梯滑稽，其间寓意也深，用心也苦。他或许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他一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看得起谁或对谁给予莫大的希望，他就会说：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便调和。他和汪精卫渊源颇深，当年在法国流寓，朝夕过从。但当汪氏叛国，他立即以文字公开对骂，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
倒是汪兆铭对吴稚晖的评价一语中的，说老头子是为国家，其心可鉴。
抗战军兴，国府退到重庆，汪氏举宴。到者多中枢要人。谈到情势的危机，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地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陈友仁：怨天尤人郁郁而终
近代中国出现的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派系之争表面化，因权力继替问题，政治势力党争至于决裂。陈友仁不特在派系中裂变，而且他的私人友朋之间也发生裂变，那种选择性精神失明，从此困扰他而不稍离。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枯萎，和他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自我揠苗助长、自我的想当然，不能不说关系至巨。
1875年，广东顺德籍的陈友仁生于西印度群岛，他先在北洋政府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他接近孙中山，比戴季陶更晚，迟至1916年才认识，1918年始南下追随。次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常以英文撰述辛辣之时评，此时孙先生正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他曾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以后即任孙先生的外交顾问。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他的英文水平极佳，在孙中山先生晚年，他任其外事顾问、英文秘书，这是1922年的事。
中山先生去世后，此公虽然活跃，但似乎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宁汉分裂期间，他异常活跃，他在这期间的《申报》上几乎每天和读者打照面，是故坊间亦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1933年，他参与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病逝。
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岁月，此公思想较为偏颇，1927年后访苏，头脑偏向一条道，所谓固执己见，达于极顶。一切的所谓铁腕外交，不随时变，这就不可避免走进死胡同。一会儿联汪反蒋，一会儿蒋汪俱反，对宋庆龄也是忽近忽远，屡生纠葛，怨天尤人，竟至于参加福建事变，可说中青年时代的一点聪明才智，挥霍得一干二净。
不过他在1927年前后，曾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引荐陈布雷。他认为陈布雷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传统伦理观念强烈，正是蒋所瞩意的类型。蒋介石因北伐军次南昌，一见之下，大为首肯，遂由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21年。此事，算是幕僚引荐幕僚，间接而言，可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幕僚作业。
同盟会的铁血派——何晏、雷铁
何晏，即何静澜，湖南道县人，少不喜寻章摘句。自谓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与蒋方震、李书城在粤西开办干部学堂。从戎关东，运动军队。
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后，辄叹息不止，以为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他出面组成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
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预备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博浪之锥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作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
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
严复说在戊戌年康梁谋划有问题，也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他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
康梁文人意气，较缺乏技术性战略，结果未能利用反为袁世凯所乘。
康梁需要何晏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其实这可算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何晏所代表的，为同盟会主战一方，如雷铁厓、袁仲德等皆是。
他们不欲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大有民意基础。乃因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袁氏篡夺，下无以对先烈，上无以对神明。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吴禄贞死难，段祺瑞接掌吴部。前同盟会湖南支部长仇亮猝然惊醒，“欲单骑突围乞援东南。篝灯草家书，谓晋事急，不冒死求援，无以对禄贞及山西国民”。乃携带山西国民代表公文，跃马入段祺瑞军营。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形势利害，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祺瑞为之动容。当夜留他歇宿。半夜，他听到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曰：国事急，岂能高卧此间。披衣驰骋而去。
仇亮到了南京。孙先生任大总统，黄兴主陆军部，仇里亮为军衡司长。南北议和，孙先生以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他以为，袁世凯老奸巨滑，包藏祸心，终将有害民国。
国民党成立后，他为本部会计部长，后于苏州开办垦殖学校，意在富裕民生以培国本。二次革命挫败，袁政府大索党人，侦骑四出，仇亮奔走北京，被逮下狱。自知不免，乃赋绝命诗六章，以文山自况，情词愤激，大义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