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我进入日后思考的一个起点。我想，对别的读者，它也可能引爆了一些当时其他书籍无法传递的东西。
“美国文学史论”，除《伊甸园之门》外，还买到过两种：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一一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1986，5000册）、罗伯特·E．斯皮勒的《美国文学的周期一一历史评论专著》（1990，1500册），另外借读过一两种，名字、出版时间都忘了。
同时期还有两本发行量不高的书，比《伊甸园之门》影响小，但同样有特色，在当时也很难买、难借：一本是《希区柯克论电影》，其实是法国“新浪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访谈，严敏译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只印了2000册。多年后我终于在一个电影论坛上下载到它的电子版，2007年内地终于又推出了该书的新译本。另一本是关于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与文化的，比《伊甸园之门》要厚。从萨特一直到新小说派的克洛德·莫里亚克，可惜书名忘了。书的照片奇多，也是一大看点。我正是从这本书的照片才注意到，阿尔贝·加缪太像《卡萨布兰卡》
里的亨弗莱·鲍嘉了。
《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书名不是一个首创，它是台湾作家柏杨对美国畅销书《丑陋的美国人》和日本畅销书《丑陋的日本人》的一个因袭和借鉴。像这类书，顾名思义，都是作者剖析各自国民性格的著作，但各自的命运却有所不同。比如柏杨自己就曾在同题的演讲感叹：《丑陋的美国人》出来后，美国国务院将此书拿来作为行动的参考，而《丑陋的日本人》一出来，作者高桥敷却丢了原先驻阿根廷大使的职位。“这大概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即便对形势有如此清醒的认知，柏杨可能还是没想到，他的这本书构成了对内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潮流的、来自海峡另端的强有力回声，也成为1980年代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柏杨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和看法：比如“酱缸文化”（指传统文化中对人性腐蚀的一面）；比如中国人的心胸狭隘、缺乏真正的包容性，进而很容易就演变成内耗情结；比如鸦片战争，固然是“国耻”，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次觉醒？比如看到印第安人对文明进化所持的固执，中华民族实该反思自己在现代文明前的被动与迟钝……这一类的反思在当时内地的文化界，不是没有，但却没有人以他这种形式写出来。敢不敢当然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则是又一个问题。还有更现实的一点就是——即便写，许多内地的文化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八股，以及刚开始恢复和兴起的半生不熟的学术八股，已经很难轻松地把深刻的见解，以让读者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丑陋的中国人》在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一个关键。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对本书在流传中起促进和保护作用的，是柏杨的台湾作家身份，以及他不但坐过当地的牢，还有过旅美经历的背景。这几点，对内地许多读者而言，都是颇为神秘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举的负面例子，多是当地或海外的，它们对内地读者来说很新鲜，也有别致的说服力；有时即使行文中带有情绪，内地有势力的保守人士也不好意思公开往自己身上联想。还有就柏杨是，柏杨的文字虽然感性、时有情绪化，但其忧患的核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善意的急。不像十年后才在内地走红的李敖，粗鄙、聪明、锐利与自私，“四点一线”统统外露，让人不时感到凌厉和邪气。这也使得一部分中庸的读者群，很快能矜持地表示对柏杨的接受。
柏杨文字的特点是见微知著，从日常生活场景人手，导人对国民性格的分析，比李敖雅致，比鲁迅柔和，但触及的话题同样不简单。当然他的文字也有着性情作家学理上可疑的毛病，比如他说东汉的政府曾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这样一种描述，固然平易，但缺少前提性的交代与界定，太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东汉时代都是那个样子。再有他说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伟大，在于“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姑且不讨论西方社会能否在政治上真的合理公平，单说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与议会和选举制度的渊源，柏杨的模糊性交代也很容易让不熟悉历史的人产生错觉。其实，议会和选举制度（不管哪种形态）在政治上的最早出现，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年代，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作为后来进入欧洲民族政治版图的“蛮族”后裔，不过是在承袭的基础上因时代而变，做了丰富和改进。像柏杨这样一种粗放型的交代方式，对于思想家或严谨的作家而言，都是大忌。鲁迅不会，爱以整合资料“逞能”的李敖也不会。
《丑陋的中国人》1984年在美国出版，随后台湾、香港同时出版。1985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内地版，这种出书速度当时在全国应算个纪录。这之后尚有湖南文艺、时代文艺等社推出多种版本。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当然，删节都是有的，柏杨曾在此书里抨击过中国人强调“国情”，到头来自己还是难免蔫蔫地挨上一刀……《读书》杂志如果在1980～1990年的期刊里，选一份稳定代表了这一时期知识界精神走向的刊物，《读书》杂志可以作为排在最前列的候选。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主编陈原，1984年由沈昌文接任主编。沈“主政”的几年，恰是该刊最鼎盛的时代。读书的主要支持者和撰稿人多为当时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也主要集中在知识界。
1980年代的《读书》能成功，成在理念、最初的定位、作者资源以及它迥异于当时期刊界通行做法的办刊方式——作为资深出版人、刊物的第一任主编，陈原在《读书》创办伊始的理念，就是延续他在1940年代生活书店主持《读书与出版》
杂志的理想，办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这使得《读书》一上来就把自己跟单纯的书评类刊物根本区分了开来，成为一本带有普及意味的思想类杂志，填补了当时国内期刊在这方面的空缺。到沈昌文时代，随着介绍西学内容比重的增加，前卫色彩又有所加强。
其次，刊物虽是“国营买卖”，却有同仁办刊的优点，且编辑们能自甘于一种小众却不狭隘的、泛精英的口味，既不一味贪大，也不以个人有限的见地来拒斥异见。王蒙说经沈昌文和吴彬共同总结的办刊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三无”，实在是办好人文类媒体的至理。
其三，文字的类型与文风指向相对集中，据说主编者曾用“大学者们写的小文章”来启发那些平时写惯了论文和专著的学者，把文章尽量写得通俗一点。当年的作者之一、北大学者陈平原多年后高度评价“读书的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口气虽然大，但如从文字的平实，以及“润物细无声” 式地传递西方当代思潮的方式上看，倒也有几分接近。
其四，作者与稿件资源得天独厚，编辑者善于“跨界”，把许多名家别处无法发表的文章发掘出来为己所用。这里大概可归为四类：一是学问大家写的可读性文字（比如费孝通、金克木）；二是可读性极强的专栏文字（比如董鼎山、辛丰年、冯亦代）；三是作家们写的带有一定学理性、思想性文章（如王蒙，包括后来的张承志）；四是新锐学者的文字（如刘小枫、陈平原）……其五，有名文、美文传世。前者如《读书无禁区》（李洪林，1979年1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1980年1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甘阳，1987年7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刘小枫笔名，1988年6期）；后者如董鼎山、辛丰年的文字。
沈昌文几乎每期必写的编后记——《阁楼人语》也是1980年代《读书》的一项美文成果，其中部分篇目，于“无为”的洒脱文字背后，折射了时代思想演进的脉动，流露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关切，有的堪与巴金的《随想录》媲美：
“读房龙的《宽容》，联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宽容，不由得怒发贲张，情绪激动。然而耐下心来想想，又觉得事情也许还不是那么简单……不宽容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和理解事物之难。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说，不宽容似乎是人类一个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幼稚行为……房龙在四十年代说，不宽容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将来，是个什么情况呢？”（《再说宽容》，1986年6期）“《读书》近十年，定价翻了两番还多，处于体脑‘倒挂，状态的中国知识层，他们的收入一般不会有与此相应的增长。照此说来，凡是订阅《读书》的读者，无不对自己的物质生活作了牺牲，我们深刻地领会诸君厚意，特别在此拜谢！”（《想起本雅明》，1988年11期）“偷一点懒，下面只从本期各篇稿件中摘一些话，代替自己的语言……‘过去的文化并没有死去，而是就活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之中。（18页）’；‘四十年，我们的共和国，没有倦意。她在赶着路，有时伴着红色、有时伴着黑色，有时举着红旗、有时捧着白花。
（90页）’；‘鲁迅说：博大的人，应当在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经，应该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91页），读者如对诸如此类的论述并不厌倦，希望明年继续订阅本刊。”
（《别人的话》，1989年11期）一份杂志，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编辑；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文章；而有什么样的文章，便会培养出什么阅读趣味的读者。反过来推之，我们则可以说一本读物的质量背后，往往隐含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群体精神层面的素质。《读书》在1980年代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沈昌文这样的编辑方针执行者有关，更与陈原、陈翰伯这样的创办者有关。而多年以后，当《读书》终于摒弃“三无”编辑方针，走向学院式的狭隘和脱离实际的伪深刻，这个变化也不是偶然的，它依旧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它关乎了当代文化中知识分子新陈代谢机制蜕变的真相。
《山坳上的中国》
这是留存在许多人阅读成长史中的一本书。
以激扬的文采，从直观的社会学、未来学、问题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固有国情中的诸多缺陷表示忧虑，这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就如该书责编在《编者心声》里所说——“这是第一部对现实中国作描述性研究的书”，“是不甘落伍沉沦的炎黄子孙书写的并非危言耸听的《盛世危言》”。
多年以来，关于《山坳上的中国》究竟是一本文采飞扬的理论性著述，还是一本具备了相当学理素养的大众读物，不同的人似乎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毫无疑问，在国人所写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学著述中，本书对信息、数据的整合能力，所提出问题的敏锐性、前瞻性，都是首屈一指的。当然，涉及一些具体的话题，作者文笔中所流露的那种靠近青春气息的情绪化，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也正是以上这几点的结合，使得此书成为近三十年来社会学、未来学领域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作品。
作者何博传是一位学者，也是中国首批研究未来学的学者，1962年毕业于广东师院数学系，学生时代参加过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研制，“文革”后在中学教书，后因一篇批驳“两分法”的文章——《三分世界》，引起广东学界震动，调人中山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室，任副教授。其后，何博传致力于“中国危机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如《中国未来教育十大危机》《中国的交通危机》《中国的生态危机》《中国下一个要爆发的危机——严重的环境污染》 等一系列文章。从这个背景上看，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
应该是当时何博传“危机”研究成果的一本集大成之作，比之以往的文章，更宏观，也更系统和细腻。在书中，何博传呼吁建立一门与·“全球问题学”相对应的“中国问题学”，这在当时的内地，也是具有卓越的见地的。
《山坳上的中国》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全书共分18个章节，其中一些问题和理念的提出，甚至可以说超越了社会学以及未来学本身一些时效性的限制，如“片面追求GNP效果不一定最佳”、“农业产量会下跌”、“人为的隐患甚于自然的隐患”、“中国干部水平能排世界第几位”、“官冗之患”、“教育的困境”、“文盲大军可能波及几代人”、“计算机可能会给人们头脑带来暴力的信念”、“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意识中对知识分子的警惕与仇视”……这些都使得本书在激情化言辞的表象之下，承载了太多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忧思与忠告。何博传在书中对许多问题只提出了自己的发现却没有给出答案。他的解释时：“这是领导决策问题，不是问题学的任务”。
《山坳上的中国》于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后，一时洛阳纸贵。单是1989年6月的第二版，印数就达255000册，何博传也从此成为全国知识界的著名人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过，关于《山坳上的中国》，迟至2002年，竟然引出了广东学界的一段著名公案：原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李江帆，在一篇题为《学术腐败何时休？从我本人的第三产业研究成果多次被抄袭谈起》文章中，披露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第三产业研究的研究成果被多次侵权的个案，其中就有《山坳上的中国》第三章“第三产业难产”第96页抄袭李江帆所求出的服务业就业方程Y—1．5×O．64的事。李江帆的方程式在服务业的研究上被视为重要成果，何博传在写《山坳上的中国》引用该方程式时，并未对其出处作任何解释性说明。
仅仅一个多年后才曝出的方程式公案，既不足以，也不能够否定《山坳上的中国》在当年给社会各界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那种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国人从政与宣传思维定式”的冲击，人们毕竟通过这部作品，对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考验，初步有了一种审慎和理性的、认识上的丰富。而就是这样一部带给人们诸多启迪的佳作，竟会在个别局部存有知识侵权的瑕疵，这既是一个遗憾，也不妨视作当年知识界狂飙突进、进行现代化启蒙工作的同时，对个体人性方面疏于自律的一个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