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田纳西州曾投资1.16亿美元建一处名叫“特里哥坝”的水坝，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时，忽接美国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这儿生活着一种体长不过三英寸的蜗鲈（北美淡水鱼，体小，需在浅而湍急的水中产卵）。其后，“濒危物种委员会”也对该工程加以阻止……眼瞅着这座已具雏形的庞然大物，其时的田纳西州长叹道：“这等于给世上最小的鱼建造了最大的纪念碑！”
三寸——1.6亿，怎样的悬殊比例，怎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大地的胜利。
一切取决于人的素质，大地喂养出的人的素质。
一群古树挫败了一条现代地铁线，一尾三寸小鱼掀翻了一座超级水坝……我们身边会发生这等事吗？
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没有当年那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设计的那样：完整地保留旧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会是一番什么气象？据说，当年梁先生将提案递呈后，得到了这样的喝斥：“谁要是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显然，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正是这种“不可讨论”性，使得几十年来知识者早早养成了沉默的习惯，使我们在和平时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辉煌城池。至今，偌大华夏竟无一座古城是以“城”的建制保护下来的，所谓的古迹，只是稀稀拉拉的“点”，铺不成“面”，构不成“群”。
“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正像徽因墓在中被铁砣砸得稀烂一样，梁先生的惨叫又何尝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识之哀鸣。
后来我又获悉：“二战”即将结束时，身在重庆的梁先生，曾写信给美军有关人士，望其轰炸日本本土时，能对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更不知这一外国人的请求是否被采纳，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没有梁先生这些人类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们的世界与生活会破败成什么样子？而他们本人的命运及那些诤言的遭遇，实乃文明的遭遇和知识的命运。
笼文化和望鸟镜
同胞在其旅行见闻中留下一细节：在欧洲的一些公园，常见一种架在草坪上的望远镜，开始不懂，一打听，方知是为观鸟而设，它们准确的名字叫“望鸟镜”，贴上去，游客能仔细欣赏远处树上的一举一动，对鸟雀却毫无惊扰……
“望鸟镜”，一个多么柔情和诗意的词儿啊，那距离多么美，多么温暖和恬静，多么沁人心脾！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何以没诞生如此“遥望”的冲动呢？我想起了身边的另一番景象：花鸟鱼虫市场，寓翁闲叟们的膝下，太极晨练的路边，随处可见一种国粹——鸟笼，一盏盏材质优良、工艺精湛的“小号”。
有多少盏这样的“小号”，便意味着有多少双翅膀从天空中被裁剪下来，被折叠成椅子，只能坐，不能飞。
我们发明的是栅栏，是囚牢。我们总喜欢把爱变成虐，把拥有变成占有，把“吻”变成“咬”。
读过一组故事：在澳洲，为保护某地生态，当局竟不惜斥巨资，在一条高速公路上留出了众多的横向路带，目的是方便动物能像过去一样自由穿梭……有对志愿者夫妇，为拯救一条被鱼网困住的白鲨，竟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海，亲手去解绳扣……在纽约一次火灾中，消防员理查？麦托尼解下自己的输氧器，为一只被浓烟呛昏的猫输氧，以挽救它的生命……一位女科学家，为考察和保护非洲狮，在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这和我们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鲨鱼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其实这区别，也正是“望鸟镜”与“鸟笼”的距离。
还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对游客在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乘车游览，嬉戏中，一只两岁的小狮子突然将利爪探进车窗，抓伤了她们。20日，动物园向市林业公安处提出申请，要求击毙这只闯祸的小畜生。后经当地市民的再三抗议，园方才撤回死刑起诉，改判“无期徒刑”。从此，这只小狮子将在铁笼里孤独余生，永不能再和伙伴一起过群居和放养生活。
显然在万物之尊的人眼里，它是有罪的，因为它对人产生了敌意，并制造了伤害。但我不禁要问：到底谁先有罪？谁先侵犯了对方权益？谁先发动了挑衅和攻击？在动物的道德法庭上，人类难道不已被审判过亿万次了吗？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理念，此刻，它根本不该出现在人类的车窗前，它的位置应是非洲大草原，这应该是它随母亲散步、和兄弟姊妹玩耍的时刻……
是谁剥夺了其自由和天伦之乐？是谁把它发配到了与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毁灭其家园，屠杀其父母，剥夺其自由，如今却喝斥起它的过失来了，公平吗？
更让人疑惑的是，有识之士不大声疾呼要恢复动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吗？不正为野兽不野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吗？为何现在却要对一只偶露峥嵘的小兽怒目相向、睚龇必报？莫非希望兽中王像叭儿狗一样俯首贴耳？
我替这只小狮子难过，更为自己的同类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种内，一个生命杀害自己的同类，比如一个人杀害另一人，甚至一只狼咬死另一只狼——无疑皆被视为犯罪和不道德，哪怕动物间的自相残杀，也会激起人心理上的强烈厌恶。那么，不同物类之间呢？
当我们堂皇地把大自然视为盘中餐、袖中物时，何以再也寻不到羞愧感了呢？“人类中心论”“人本位”“人类利己主义”天然合理吗？人类欲望膨胀到何种地步都不受怀疑和指控吗？
当初，上帝曾给予人类怎样的权限？现代人履行的是神的旨意、还是自我授权或达尔文式的“刀俎路线”？
曾有一报道：辽宁，一座林子里，一个头戴兔皮帽子、手提猎枪的男子，突遭一只凶鹰袭击，它朝猎物俯冲下来，死命将利爪钉进对方头皮，想将之叼起来，可能猎物太重的缘故，此举未成……报道说，若非同伴赶来急救，该男子很可能小命呜呼了，幸好，他及时躺在了医院里。
猎人被猎，确实反常。更有意思的是，报道人的语气里，竟丝毫不见责难凶鹰的意思。人背叛人，也属罕见。
我在想，那位猎人，在天上的那双眼看来，是一只怎样的动物呢？据说，鹰眼向来以锐利著称，视线里程和分辨率极高，总不致把人和兔子搅混吧？按常识，鹰也从不对人发动袭击啊。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能一种解释：人，变成了非人，怪物！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脑袋像兔子，猫腰提棍，蹑手蹑脚……难怪眼神极好的鹰，也不认得它素来敬畏的人了。怪谁呢？
不由想起史蒂文森在《尘与影》中给“人”下的一场定义——
“人是多么怪异的一种幽灵啊……他是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生长着，还为自己复制若干小小的拷贝。他长着乱草般的头发，头上装了一双眼睛，不停地转动和忽闪着。这是一个小孩看了会被吓得大叫的东西，但如果走近点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个他。”
我想，那个倒霉的猎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戴那顶该死的兔皮帽了吧。
“自然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从未面临过这样一场由一个超级杀手制造的超级杀戮……人类不管是以其行动促成了某一物种的灭绝、还是以其漠然让该物种走向灭绝，都是阻断了一道有着生命活力的历史性的遗传信息流……让一个物种灭绝就是终止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霍·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里，每天中午，一家电视频道花几分钟讲述一首发生在“历史上的今天”的挽歌，它告诉世人：几十年前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曾有一种生存伙伴，比如一尾蜂鸟或一架红蜻蜓，发出了它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丝哀鸣……
每看这档节目，我正在进食的胃都会莫名地一阵痉挛。
我甚至怀疑，现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时落下的？
（2003年）
鹿的穷途
2001年11月9日，《齐鲁晚报》以《行人疯狂追杀野鹿》为题披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目击者称——
11月6日下午3时许，一只从刘公岛“偷渡”出境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梅花鹿，在威海市郊登陆后，即招来行人追杀。于是，光天化日下，一场索命与逃亡的“马拉松”开始了：穷途之鹿被逼得沿公路狂奔，最后越过2米高的围墙，躲进一所小学院内，众人紧跟翻墙跳入。当小学校长欲打110报警时，近乎疯狂的追鹿者夺过电话叫嚷：“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能卖两万块！”并扬言要给管闲事者一点“颜色”。后来，鹿被堵在一间乒乓球室内。警方赶到后，场面仍无法控制，仍有声音高吼：“野鹿谁捡归谁！”情势危急，警方只好与刘公岛林业部门联系，直到鹿主赶到，事态才有所缓和。由于天色已晚，轮渡停航，有关人员决定让鹿在学校暂避一宿。是夜，竟还有垂涎者在校外溜达，一副伺机抢鹿的架式……
虽远离现场，但我想象得出，那逐鹿的一幕会怎样惊心动魄，其激烈决不亚于警匪片。可惜这既非警察缉拿逃犯，更非欧阳海奋拦惊马，而是对一只无辜生灵的*裸行凶。试想，假如那鹿碰不到学校，碰不到那位恩公，它会怎样被撕成碎片？那场面一定和《动物世界》里的群豺分尸相差无几。
这一切，竟出自于人！竟横陈在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
简直一场对文明的暴动。
捏着这份报纸，我体味到一股冷，一股惊悚的饕餮之冷。不仅是对蒙昧的寒心，更有对人性和同类的陌生，对文明的迟疑与迷茫。有时，你不免疑虑：除了遮体的兽皮换成了化纤织物，人到底进化了多少？
那股粗重的喘息，那种饥饿感，那食肉的眼神，那嗅觉和狠劲……分明背叛了人的特征。人怎会如此凶悍地捕食？人之双腿怎会跑得比四足还快？一只温驯的鹿，怎会跑出比被狼群追赶还要迅疾的“生死时速”来？但闻狗咬人，哪见过人咬狗？影影幢幢中，那鹿竟慢慢变作了人的模样，而那人群的面孔也渐渐模糊了，成了些人面兽身的“四不象”……
不禁想起了博物馆壁画或远古石刻上的围猎：原始林莽中，大呼小叫的猿人手持投枪、石块、棍棒，手舞足蹈，气势汹汹，一头负箭的鹿跪地颤抖……如果说，那茹毛饮血的荒蛮、那斗兽的惨烈乃出于自卫和生存之需，那么今天，面对一只无公害生灵、且无饥饿之急和性命之忧的情势下，人何以产生如此狂暴与嗜血的念头？
可怜的野鹿，在其惊恐的瞳仁里，那些呲牙咧嘴、挥舞狼牙棒的影子，究竟算一种什么怪物呢？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向后代讲述这场梦魇？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非“能卖两万块”之贪欲，而是这场猝不及防的“逐鹿”引爆的野性、那股为群体所助长、所掩护和怂恿的狂暴激情。那些人，此前一刻钟还衣冠楚楚、举止得体，怎么转眼就狰狞、就面目全非了呢？
你想起了人的遭遇。
有时候，一只鹿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人——鹿”背后，隐匿的却是“人——人”的关系。既然以此待鹿，又怎会保证不以同样方式对同类下手呢？那些研制细菌战的人，不就把为人准备的东西先注射给了动物吗？那些瞄准藏羚羊的枪口，不也毫不犹豫对着志愿者扫射了吗？
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两幅情景——
一是歹徒行凶或英雄落难时，那黑压压一望无际的看客丛林。一是批斗会上，那群情激昂、纷纷冲上台去集体施暴甚至当众杀人的表演。诸如广西武宣县的“食人”案，据《武宣县无产阶级*大事件》记载，中该县有一百几十人遭食。有学生批斗完老师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对方脔割煮食。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被批斗致死，肝被烘烤药用……（见王毅《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两幅情景，表面上一冷一热、一静一动，其实，冷漠与狂暴、怯懦与凶厉，实乃一脉相承、同源同根的孪生行为，转化起来往往一蹴而就，并无障碍。狭私、自保、出卖、贪婪、统治欲、虐待欲、变态报复、嗜血*……翻开历史的书页，这些人性混合的现场比比皆是。
尤值注意的是，逐鹿者不仅是人，更是“人群”。是人头汹涌、“法不责众”意义上的“众”。若该鹿被一个人撞见，即使他想追想杀，但碍于光天化日和平素的怯懦，恐怕也是有贼心没贼胆。那么，他后来的底气和争先恐后的狂热又来自哪里呢？
源于人群！源于众多同类的组合，源于“集体”“我们”这个强势大概念。上述的野鹿和遇难者，他们的最大杀手即这种“聚群心态”。
法国人古？勒庞有一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名著：《乌合之众》。其中指出：群体氛围下，人的心理比平时更有武断、粗暴、专横的倾向，更易滋生犯罪和极端行为。那些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往往失去效力。“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讲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即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也很容易克制住。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越货的念头，并屈从于这种诱惑。”
群体掩护下的施暴，在欧洲异教冲突、法国大革命、德国“水晶之夜”、义和团运动、南京大屠杀、中国、波黑内战、科索沃纷争、印尼骚乱中已屡见不鲜。
假如那一天，你恰逢在海边，在那个追杀梅花鹿的现场，假如你有一点记忆的话，你一定会不寒而栗，你一定会想起许多梦魇般的旧事：高音喇叭的叫嚣、汹涌的棍子、歇斯底里的拳头、皮带裹着气流呼啸而至……
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正变成一头鹿？会不会体验到一头鹿的恐惧与绝望？
“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消灭‘四类’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耳熟的声音里，你难道听不出相同的基因吗？
假如历史再给其一次发泄的缺口，难道他们会做得比上回有所收敛吗？
人类距真正的理性时代其实尚远。黑格尔早就说：“人们以为，当他说出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了，当最终说出人性是恶这句话时，却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段*得近乎伟大的表白，算得上对人最诚实、最善意的提醒了。
群恶群暴的因子，不会随伤疤和光阴一起消逝。它会像灰尘、蟑螂一样耐心地潜伏下来，趴在生活的旮旯里、皱褶里，寄生在人体的毛囊中，默默地繁衍、变异，它时刻准备着，伺机掀起新的暴动……
伏契克临终前告诫：人们，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啊。
（2003年）
麻雀，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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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麻雀算得上与人最亲了，不像雁，天一凉即南迁。如果说鸟类是大地上的标点，那麻雀便是那最朴实的“逗号”了，机灵，随意，无处不在。
麻雀不惧人，喜在舍檐瓦片下做窝，敢扑到灶台上啄食；麻雀是犟脾气，性急情烈，有“红尖椒”的火辣味，仔雀逮住了还能养过几日，成雀则极少挨过夜的，它会不吃不喝，闭着眼，直到气绝……故笼鸟中不见麻雀。
麻雀活得简单、聪明、务实，嘻嘻哈哈，神情顽劣，酷似一群游手好闲的叛逆少年……即便在最困难和饥饿的光景，它们的合唱也犹如一部欢乐颂，或许得此缘由，虽嗜偷农食，却并不招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