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十七名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都完了……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害怕了。”屠杀的方法有服毒、焚烧、刀砍、绳勒等。在锡克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仅三人幸存。一位叫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种叫“谋杀”的爱？死，反倒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
据说，那口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曾去探视。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子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对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许多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作者分析说：“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传统的维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民抗争的工具。”
其实，女体成为男性决斗的战场，成为民族拱卫的领土，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普遍事实。只不过愈是宗教形态强硬的地区，愈发变本加厉而已，为浇固教旨的尊严和民族性的纯粹，往往竞相在对妇女的约束上下功夫，对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约定与禁忌，总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里班的统治下，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所有权利，身体终日被裹在水泄不通的长袍里，只许露一双眼睛——这种对女体的超强重视，这种监狱般的严密“保护”与封锁，其实昭示了一种对宗教母本的捍守决心，一种对外来文化窥视的严格防范，一种充满敌意的警告与断然喝斥。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护爱，还是一种刻意的虐待？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压迫性和受侵略性，使女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盈亏、尊严、纯洁、忠诚等符号学意义，女体成了一种特殊的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甚至经济学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似乎总能在妇女身上得以顽强的保留和延伸。乃至在现代社会学和旅游业中，妇女无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点之一。
于女人而言，这些超常重视带来的往往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里，意味着身心禁锢，而特殊时期则意味着灾难。尤其当宗教火拼和异族战事发生，女性身体更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和争夺的战利品——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这在近年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与历史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沉淀为女性的牺牲。*最大的代价、最凶猛、最决绝和阴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往往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轻松。日本侵略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受害国的一块浓得化不开的阴霾：毁损的国土、被掠的资源、阵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赔偿，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即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难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隐痛。
这种对女体过度的利益想象和价值负荷，即使在理性发达的西欧，也很难例外。二战后，在法国或意大利，人们竟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与纳粹军人或德国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之剃光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随意羞辱甚至杀戮……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被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领土”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2002年）
打捞悲剧中的“个”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只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准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无论震惊、怜惜还是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严谨语气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办公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只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嘘、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胜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