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杀人者的底气就是这样来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权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而杀人？
稍稍浏览一下那些“伟人”传记便发现，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小说主人公有着多么相似的使徒气质和拯世心理：同样的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样的拒绝平庸、激烈尖锐；同样的“舍我其谁”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同样的献身于“人类整体”之豪迈……
任一种“主义”，都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破解了人类历史的方程和密码，都自觉为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优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于是在行动上，也总试图用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占领世界，以自己的标准改造或消灭别的标准。
自以为正确——这就是“主义”的力量。
他们坚韧，也可能残忍。他们不计私利，也蔑视他者利益。他们不惧牺牲，也不吝惜大众的牺牲。像戈培尔，连恨之如骨的人也认定“他不是利己主义者，更非胆小鬼”，他不仅自己陪帝国殉葬，还要求亲属献身，妻子也认为儿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继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上。”
再比如“红色罗宾汉”——切·格瓦拉。他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务就是要把战场的革命激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所军营！”他断定“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中间，惟战争才能让人恢复纯洁关系，消除利己本能。“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他憎恶一切物质享受，个人生活更俭朴到极点……最终，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潜入南美丛林打游击去了。“红色罗宾汉”虽已去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风靡流浪，前几年袭击日本驻秘鲁使馆劫持人质的阿马鲁游击队，就自称“格瓦拉”信徒。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义”暴力，我们常把它简单地想象成荒诞与虚妄，而忽视了其“令人鼓舞”的诱惑和“真理”式的闪光。比如今天，我们毫不怀疑希特勒的疯狂，但谁还记得他竟不是凭枪杆子——而是踩着老百姓的选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谁还记得纳粹党竟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呢？当年又有几个德国人指控过其荒谬？所以，后世的清醒不等于当代的迷狂，现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时间的利息。
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归属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遗憾的是，连开创《*宣言》的法国精英们，也用鲜血对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婴儿。罗伯斯庇尔在杀人演讲中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美德、主权、人民”。其名言是：“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说，杀人的正义和正义的杀人？
坦率地说，我们很难消化这样的“复合”概念。恐怖是一种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种温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质。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应首当其冲，何以设想一种剥夺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设想一种消灭异己的正义呢？
将教旨情结引入政治领域和制度操作，对一切现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诉求，正是法国雅各宾派杀人无悔的渊薮。若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若认为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只会出现一种景象：血，无辜者的血！恐怖，循环的恐怖乃至无穷！
小说结尾，在西伯利亚服刑时，主人公病中做了个梦，梦见一场瘟疫带来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才坚持真理，认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动摇，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长鸣，大家被召集一起，谁在召集、为何召集，却无人知晓……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商量着什么，并发誓永不分离——但立刻，他们又在做与刚才许诺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饿蜉遍野，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
与其说沉疴之梦，不如说是陀氏留给二十世纪最伟大和残酷的预言。半世纪后，这场梦魇毫厘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国。
两种杀人后果
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设一张审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个国家杀死另一国家、一个主义杀死另一主义、一个信仰杀死另一信仰、一个阶级杀死另一阶级、无神论杀死有神论或有神论杀死无神论……这等庞大的历史公案，辨识与审理起来就难得多。
同样夺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杀人名义不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词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先说日常小人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个人身陷逆境，被某种恶势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恶霸）逼得走头无路、又告发无门时，怎么办？若孤注一掷自行了断，比如将对方杀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敌；而忍耐下去，只能沦为恶的牺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以泄恶气，但和平年代则不同了。现实的法律（即使它本质上是清洁的）往往很难及时介入，只能被动地静待、旁观，对恶的惩处往往要等对方充分发育和膨胀——并有了严重的受害者之后，它才生效。
也就是说，即使较好的法律也只具惩罚功能，并不能完整、彻底担负起维护公正的职责。甚至有时候，它还在某种意义上姑息、纵容了恶细胞的嚣张与扩散……司法办案中常见如此尴尬：明知谁在胡作非为、谁是害群之马，但若没有确凿证据，或其行为外露部分尚构不成严重犯罪，就拿他没辙（甚至恨他们的人，包括警察，潜意识里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来——以便法律登场）。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描述的即这种尴尬，法官最后只得暗设圈套，靠罪犯来消灭罪犯。
至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执法不公，就更雪上加霜了。一个人，何以保障不受恶的威胁和敲诈？不成为社会阴暗面的牺牲品？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说“不做牺牲品，就做刽子手”？
曾看过一部法国影片《警官的诺言》：一批警界内部的激进派，痛感法律无能，便暗中组织起来，以诛灭方式对贩毒、贪污、黑帮等犯罪集团进行袭击……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在为人类清除垃圾，乃终极正义的需要。最后事情败露，他们或自杀，或被同事所逮逋。
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以为的道德理念，都有权对世界公开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判断，而一旦将个人审判的结论付诸暴力实践，执行对那些对立面的肉体制裁，则又会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
伦理和法理的悖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义与终极正义的冲突，也是折磨现代社会的一组精神难题。
和个人惩凶反遭法绳的例子不同，历史上确有一种几乎不受惩戒的杀人现象：战争杀人，或集体方式的革命铲恶。
看看我们小时候读的“农民起义”“无产者暴动”“青年革命家”的故事，哪个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风高之夜、杀了财主豪绅、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浒》全是这种人生道路，可他们全被后世视为了枭雄。说是被逼上梁山，可哪个时代的落魄杀人者不这样？杀人者几乎都可被追问：为何不求助法律而鲁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届时你已拥有法律的解释权），一旦落败锒铛，该判刑还要判，该偿命还要偿……
试想，像主人公杀死高利贷老太婆这事，若赶上俄国1917年那样的时局，会是怎样情形呢？还用得着惶惶然吗？岂非*资产阶级、消灭投机奸商大功一件？哪场斗争不鼓励“合法”杀人呢？战场上，两个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之人，只要军服颜色不一样，即抡起刀片砍向对方脑袋——连眼皮都不眨，这就是战场逻辑和斗争哲学。再比如在德国，若一个日耳曼人对一个犹太人有敌意，正常社会，他并不敢对其有所伤害，但换一个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该日尔曼人即可轻易伤害或杀死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纯粹为个人杀人，还是为集体或主义杀人——不仅社会评价不一样，自我评价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为个人杀人，多少会感到恐惧，甚至情感矛盾和道德负罪，而一旦转化为替集体杀人、替政权或国家杀人，情势则完全不同了，不仅道德阴影一扫而光，而且理直气壮，颇有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为的盾牌，个人的有限行为便被放扩成集团和民族在场的无限行为，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也轻易能和“伟大”“光荣”“不朽”联在一起。
综观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经历了：起初为个人杀人——继而替集体杀人——最后标榜杀人——之履历。比如恺撒、拿破仑……乃至陈胜吴广、洪秀全……无不在自己的时代和族群赢得了殊荣。说到底，皆为胜利带来的利润，“革命”成功了，“杀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杀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权力大小、权力所匹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依附和挂靠于某种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和政治笼罩中。
此即“历史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我们的主人公显然清楚其中的奥妙和猫腻，但还是不幸成了杀人犯。
不管政治主义者怎么说，我本人的一个观点是：
真正的英雄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生命支持者。是圣雄甘地，是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利奥，是马丁·路德·金……而非恺撒和李自成之流。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
（2000年）
（选自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2001年版）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
“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倒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大肆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稳定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的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捷克重回一潭死水，风声鹤唳，草木噤声。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掩盖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为此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在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作群众参政，压制文化叫作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他伪造将来……”（见《北京文学》1999.2，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荒诞与悖谬并非偶然，而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却总不乏世界级（像卡夫卡、哈谢克、伏契卡、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等），而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痛苦与理性“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命运——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挣扎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二十世纪，凡世界性的政治震荡和标志性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布拉格之春”）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二十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和启示性。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与乖张，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都证明了这点）。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及随之而来的桀傲不驯和英勇悲壮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人的生态则以沉默而坚忍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份使之早早有了一种自嘲诙谐的习惯和抗压能力，就像哈谢克《好兵帅克》中的人物性情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书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一大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的宫殿都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表，像军队的营房。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正是“早熟儿童”的特征：钝。朴拙而内敛，谨慎而务实，谦卑而犹豫。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沙滩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格局，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肃然和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所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困惑和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