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
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
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
——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
当他们长大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下，把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三或四岁时，我却永远只能在六岁那年止步。
有时我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六岁这个时间上垒了道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可又有谁这么神呢。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六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如植物般的生活。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屿叔。他笑了，是微微有点儿狡黠的那种。每当他露出这样的笑容，就意味着他早已准备好答案，来应对我的突发奇想。
“要知道，汀汀，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
他说的没错。
与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试图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大楼，墙壁上马赛克的蓝点儿在日复一日中消磨成烟灰色，覆在表面的深黄色藤蔓伸手一抓就会变成粉末。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进去，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四面八方涌来，光线混浊。
在二楼拐角处的一扇门前他们同时停下。
“再问你一遍——真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
我点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
“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
我摇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
“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母亲捺着性子劝道。
“我不怕，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
“到时候你可别哭。”这次他们异口同声。
“我不哭，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
父母最终妥协了。于是在那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那扇他们为我推开的白漆剥落的木门，走向我记忆的起点——当四周重新安静下来时，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坚持感到隐隐地后悔，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一步步向着房间正中央的病床挪去。眼睛变为镜头，瞳孔成了焦距，在不断拉近中细致入微地捕捉着变化的一切和一切的变化。我终于明白刚刚出现在父母眼睛里的担忧和一点点恐惧究竟是因为什么。
小表哥像枚被人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如果不是脸还露在外面，我大概会直接坐上去。他的脸枯得只剩下一层紧绷的薄皮，青紫色的静脉像一条条冬眠的细虫般悄无声息地蛰伏着。那头黑亮亮的鬈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尽管表面涂了黄色的药水，缝合的纹路依然清晰可见。由于还没消肿，那一小块皮肤亮亮地绷着，凸起来，非常怪诞，像一只犄角。
和父母预料的不差分毫，我以比进门时快上十倍的速度号哭着跑出来。哭声融入夕阳的余晖里，随着日薄西山而逐渐消散。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当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点头，仿佛早已预知了一切。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而忘了管我。而我，也还并未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
是的，离散。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
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
“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她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
我重新攥住她的食指与中指：“我，我——我要你送，送我进去，妈妈。”
她用拇指顶住我的虎口借此摆脱我的紧攥：“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
她的匆忙是我当时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我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了。它是如此深刻地凿在我的脑海中。多年后，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述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她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
便可说尽。
时不我待啊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
你到底是在急什么？
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她的额头宽而饱满，两道眉呈横卧的镰刀形，小眼睛，塌鼻子，厚嘴唇，脸上时常带着悲哀的神色。
在那个时代，姨妈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她的衣着像泛黄老画报上的上海歌女，衣橱里有几十件旗袍，式样繁多的绣花鞋在漆黑的橱柜中尽情绽放。她几乎会在每个黄昏花上很长时间挑选旗袍与绣花鞋，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为自己扑粉描眉，再用簪子将自己的头发挽成一个髻，然后用更多的时间坐在那张没有光泽的皮革沙发上，等待那个经过黑暗门廊的男人。
除去金发和蓝眼珠，我对那个男人的长相全然没了印象。只记得在他留宿的那些夜晚，姨妈的房间会整夜传来粗重的呼吸与莫名的欢快声音，混合着风声与床板摇晃打出的“咯吱咯吱”的节奏。我被搅得难以入睡，于是爬起来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望着从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灰蒙蒙的月光与白墙上斑驳摇曳的树影，出神。
距离姨妈的小院儿不远有一座公园。如今已经荒废得只剩下断壁残垣，但在我小时候，它却是附近居住者的天堂。因为树木繁多，足以遮挡阳光，附近的退休老人拾起年轻时摆弄的乐器，每个下午都聚在这里吹拉弹唱，往日时光也似乎在这胡琴声中一并被翻出，晾晒，散发出回忆的气息。
到了下午三点，手艺人便会陆陆续续地出现在公园里。他们将插满彩色面人的棒子在地上一杵，熟练地打开盒子拿出彩面，捏下，熟练地揉按挤压，把团团软面变成五颜六色的偶人；或者拿着铁勺将盛在茶缸里的糖稀舀出，在玻璃板上淋出蝴蝶、凤凰、孔雀，再用铲子轻轻铲下。等这一切准备就绪，附近幼儿园的孩子也差不多就被家长三三两两地接出来了。公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因为除了面人儿和糖稀，这里还有如今看来十分简陋的游乐设备。
我第一次去那儿是在七月黄昏。喧闹已退，偶尔有人拎着菜篮匆匆走过。
落日的余晖笼罩着满园的杂草、木马和滑梯。
姨妈从正在收摊的小贩那里买来一只蝴蝶糖稀，我爬上滑梯，一回头见她拿着那只糖稀站在黄昏里，黑底的碎花旗袍开衩到膝盖，露出半截光滑圆润的小腿和穿着亮黑高跟儿鞋的脚。在我即将从滑梯上滑下时，她忽然把我叫住，踮着脚将那只糖稀递给我。她的神色很温存。
“你带着它飞吧。”
我点点头。
衣料和滑梯表面摩擦产生的热量就像助燃剂，让我有了近乎飞翔的快感。
在两旁景色迅速变化的同时，那只薄得几乎被夕阳照穿的糖稀蝴蝶闪烁着奇特的光泽，振翅欲飞。
终于我举着那只蝴蝶糖稀从最高点滑下来，脚落在地面上，舒了口气。
这一连串的镜头后来常常在福利院里出现。我在清晨或是黄昏举着那只蝴蝶糖稀从滑梯上慢慢滑下，或者坐在秋千上将自己抛到高处，只是身旁再也没有了姨妈的身影。
福利院的外观是红色的，尖顶，白天看上去就像是童话里的城堡。只可惜位于郊区，人造的光亮很少，夜里七八点钟就完全黑了天。入睡前阿姨总是会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确认我们都躺下之后，再一下子拉断电闸。
我不知道在睡在一起的几十个小孩当中，有谁会同我一样因为那刹那袭来的黑暗而感到紧张万分。那种黑暗瞬息即至所带来的震撼感，给我那时幼小的心灵带来无比巨大的冲击，而无人倾诉的不安感，便渐渐转成了极端病态的恐惧。
终于，那一夜，我像一颗萌发的种子，在其他孩子都已经没心没肺地进入梦田后悄悄起身，迈过他们小小的身体，肆无忌惮地冲出门，去拥抱黑夜赐予的光明。月亮从旷野上升起，四周如雪如霜，可就在我身后，黑暗厚重漫长。
我的这一行为终于还是被阿姨发现，又或许不过是我的多心，当门闩被锁上的声音与黑暗一同来临时，我偷偷地哭，一夜没睡。
离开福利院。
——这是我那段时间最大的愿望。我不愿再与黑夜战斗，因为它不会因为我的“浴血奋战”而在某一天消失，有时我甚至怕自己随时会在这过程里死去。而若我真正死去，就再也无法见到父母和姨妈了。我的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他们大声喊我名字，并且最终站在荒凉的山冈，为我蒙了尘的坟墓哭泣的场景。
暗涌黑夜的风在这时鼓起窗帘。
我俩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床上，像两棵秋收后的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