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晨雨梦一般飘浮着，一点点揭开黎明，慢慢让夜在天边殆尽。
我爱这样的晨雨。
裹好衣被，听着窗外的晨雨我开始浅浅地阅读。些许的光，穿过雨丝，在书里逝者的扉页里闪耀，张爱玲从旧上海传来的话语，令周遭变得尖锐起来。
我看了很久，后来，我有些不忍再看了。
我合上书，穿过晨雨去小邮局取我的一笔微薄的稿酬。邮局的二楼，因为下雨只有几个人在排队，他们朝我微笑，我朝他们微笑。窗外的雨变得很轻。轮到我取钱时，递上汇款单，我发现我满脑子还是张爱玲。接过单子的妇女在微笑：“您的身份证？”她的耳环一闪一闪地在她的笑容里，我突然想，如果张爱玲在这里，她写这里的人们，文章会怎样改变呢？从邮局出来我去旁边的菜市场买菜时，就学着张爱玲的眼光看生活，看到偌大的菜市场里，竟只有一个藏族菜贩。种菜卖菜藏族人不擅长呀，我想。那位卖菜的藏族大姐仍然穿着显得很不利索的深色藏袍，笑着对一个买菜的人说：“我给您多加一点儿，这把葱也送您，下次请再光顾。”
我收起伞走向她。
“您今天这么早来啦？需要什么菜？”我不知她叫什么名字，但她记住了我。她似乎能记住每个光顾过她菜摊的人。
“我想买一斤豆苗。”我说。
“我这里今天没有豆苗。”她抱歉地说。
“小妹，来我这里。”旁边的四川菜贩叫我。我过去买了一斤。
“小妹，下次再来哈，这把葱送你哈。”四川菜贩笑眯眯地朝我袋子里塞了一小把葱，我又在其他几个菜摊买了些菜，又得了几把葱。才发现这个菜市场的风格似乎有变——从短斤少两变得让买主几两，再加几把葱。菜贩们似乎明白了做生意要有回头客才好。我暗笑，他们是在学那位藏族大姐。
装好菜，跨上公交车回头看到买菜的人多朝藏族大姐的摊位去了。她的生意很好。其实，藏族人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呀。想着，我的心情很好，我想张爱玲的心如在此刻，也该如此。这时车子猛然开了。我慌忙就近坐下时，只见一些雨飞闪到车窗两旁，像披着长发随车裸奔起来。一些雨还在前方，就一排排被公交车撞歪了细腰。
车里在播放节奏强烈印度风格的歌，司机和收银的两个小伙子穿着夸张的肥腿牛仔裤，头发一个染成了金色，一个火红，打扮得像两个美国嬉皮士，见我坐下，收钱的小伙子跟着节奏一面唱一面扭跳着过来收钱，而那个司机，我看到他把方向盘简直当成了自己的身体在跳舞！
我心里惊着又发笑。递出车票钱的刹那，我忍不住又想：张爱玲如果在这里，在这细雨纷飞的清晨，乘坐这辆有些疯狂的青春客车时，她也会被感染得笑逐颜开吗？
二
张爱玲的人生，我每天细细地读着。书里写她从美国远赴香港写剧本，她每天从上午十点写到晚上一点。她累坏了，眼睛患了溃疡出血，两腿也因从美国连续十多个小时乘坐飞机，肿胀起来。多日伏案写字，又使腿肿得更厉害了。她想买一双大一点儿的鞋子穿，但钱不太够。她还需要一件冬装、一套内衣、一件家常长袍和一副眼镜，总共需要七十美元，但钱也不够。她打算回美国后，等到年底大减价时再作打算……这时的张爱玲，才刚40岁。她就没有邻居和朋友吗？我满心疑惑，翻来张爱玲的传记电影再看。
传记电影以倒叙的方式从美国冬季开始了。
初到美国，张爱玲在新罕布夏州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庄园中写作。庄园里还有其他很多作家，张爱玲却不愿去和他们共进晚餐，也不参加作家们的活动。虽离中国很远，她仍时时沉溺在往事的创痛中。
就在那时，张爱玲结识了年迈的剧作家赖雅，一个慈祥的老人，年迈得可以做她父亲。她嫁给这个老人，为了照顾他，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他们没能力抚养孩子，张爱玲去堕胎；没足够的生活费用，张爱玲去写剧本、去写字挣钱。她的生活似乎浸在泪水里。我看着，不由心痛。
六年后，张爱玲在美国唯一的亲人赖雅去世，她几经周折，移居洛杉矶。
小小的公寓，张爱玲房间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台整天开着的电视。她不和周围任何人交往，超市送货的人来了，张爱玲只把门开一条缝，等人从门缝里伸进胳膊把东西递进来，张爱玲就从门缝里把钱递出去，像是害怕和人说话和人打交道。她的周围，美国人也在用异样的眼光远远地看她……
我倒吸了口气。窗外，拉萨的天格外晴朗，我关掉碟机，开车去到外面兜风。
停好车我去公园里转。潭水旁，很多人在给鱼儿喂白面饼子。鱼儿比前一阵好像多了一倍，把水潭快挤满了，在水里冲着岸上的人活蹦乱跳；草地上有人坐着喝酒、唱歌，也有人睡着了。有个大叔睡得好香，躺在阳光下鼾声大作，就有路过的一个调皮小孩跑过去拿草捅他鼻孔，大叔翻了个身没醒，小孩还想再试，被他母亲笑着拽开了。
公园建在布达拉宫后面，很多人在环绕布达拉宫诵经。他们手里摇着转经筒，不时地停下来看地摊上的小商品，又三三两两地继续围绕布达拉宫诵经。
我碰到几个朋友，和她们在公园里喝过甜茶，说说笑笑地又去小摊上吃辣辣的凉粉，心里已舒畅许多，就惦记着讲张爱玲的碟没看完，先出来了。
也许脑子里想张爱玲太多，我认错了车，竟对着和我的车很像的一辆小黑车按遥控，但车锁不开。
“怎么回事？”我自言自语道。
“车门打不开了？我来帮你打开吧！”说着，一个男子走过来，用他手里的钥匙对着车潇洒地一按，车门开锁的声音立刻响了。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我认错车了！”我傻傻地说。
“很好呀，最好也错认我吧——”那男子瞪大眼睛对我说道，笑容很是夸张。我笑了，一路上边想边笑自己傻，笑那个男子耸肩开锁假模假样。笑到家门口时，突然就笑不出来了，张爱玲的故事在楼上放着，那么哀伤，要是她当初来了西藏，今天这样的笑，天天都会发生的。
我一面上楼，一面就回想起那些开心的笑。就在昨天，我和女友去购物，一辆小货车转过来，我们吓得惊叫乱跳，正要冲司机发火，那个司机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好不开心，专门把他那张晒得黑黑的胖脸伸到驾驶窗外朝我们得意地晃脑袋大笑，我和女友气得竟也笑了……还有上次，女友央金搬了新家，要我过去。我和卓玛找不到路，就把车停在两个小伙子旁问：“德吉花园怎么走呀？”
“等等。”矮一点的小伙子指指旁边正在接手机电话的同伴对我们笑道。
我们等了一下，忍不住又问：“是朝东还是朝西？”
小伙子有点儿急了，挠着头说：“等我问问。”说完，他转脸对接电话的同伴发火了：“别人在问路呀，你怎么还不说！”他真的生气了，一面说一面冲同伴跺脚。
“我这边有人问路，你那边等等再打来电话哈！”接电话的小伙子一面对手机说，一面向我们点头致歉，“对不起哈，我来了个电话。”
“德吉小区在哪个方向？”我和卓玛笑了。我们问路打断他接电话，应该我们抱歉。
两个小伙子相互望望，还是接电话的那位聪明，“打电话问问吧！”他热情地说。
卓玛忙点头，我拨通央金的电话想也没想就递给小伙子。
“喂，有人问德吉花园怎么走。”小伙子认真地朝电话说。我们望着他，也认真地等着。半晌，小伙子神情茫然地把电话递给我说：“对方扣了。”我正纳闷，手机又响了，是央金打来的：“刚才问我家路的是谁呀？你手机丢了吗？”
我和卓玛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不由地捧腹大笑。
最可笑的是去藏北参加赛马会那次，我和白珍挤过草坝上的人群去公共洗手间，一转眼她不见了，洗手间门口围了好多人，原来两个头上系红缨子的康巴大哥在男洗手间门口拦着不让人进，说：“现在不能进去，有个女孩还没出来。”
怎么回事？难道？我踮起脚往里看，天啊，是我的小女友白珍。
“白珍，你在里面干什么？”我对她喊道。她回头望见了我：“喔，我刚才上洗手间，那个康巴大哥走错进来，我把他骂出去了。”她在里面对着镜子还在慢悠悠地系裤子。
“你看看门上玻璃写的什么！”我急了。
白珍从洗手间里面看字是反的，她歪起头，她看懂了，“哇！”她笑着跑出来，对那两个挨过她骂还替她把门的康巴大哥连说对不起，康巴大哥害羞了，两人相互戏谑着推搡着跑进男洗手间，看热闹的人都笑起来。
哎，在拉萨每天都会遇到开心的事，比如你要倒车，马上会有人在车后帮你指挥；老人在医院排队，人们马上先让老人；走到街上东西太沉拿不动了，就有热心人跑来帮你提。人们目光幽默，心怀善意，所以，生活在拉萨，心是那么轻松，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
这晚，我接着看张爱玲。
片子里播一段画外音，是张爱玲写的：“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着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脑，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我听着，不大明白。张爱玲深谙中国世故，身在美国，笔下陈酿的仍是故乡。但在藏地，人们连姓氏都要放弃：既然每个生灵轮回中都可能做过自己的父母，就都曾是自己的祖宗，就没必要非得姓什么以为血脉相承了；也不记生日：如果没有真正的死亡，出生不过是生命的无数次重复；也不刻意于年龄和分别男女：这一世你大我小，你老我少，你男我女，下一世也许正好相反，年龄和性别在生命之流中，像一个大骗子；情爱和姻缘被看做没有始终，心被认为是最迷乱无定的，自尊心有时也像一个自我骗术……出家的尼姑为情爱可以光明正大地还俗，尘世女子上了年纪，就携情爱敞开心灵的门……没什么不可以，除了杀生、偷盗、奸淫……
但张爱玲的家父，他对张爱玲的摧残，令张爱玲惯于把自己反锁在门里。
我看到，那门，被胡兰成撬开。
胡兰成说：“她仿佛没有受过人间七情六欲的侵袭，如浑然未凿的玉一般。”但夜半，胡兰成和张爱玲说悄悄话，说的都是他对别的女人的爱欲。
还有张爱玲的母亲，她在门外，展示给张爱玲另一种人生：虽被中国封建社会裹足，但仍要漂洋过海地寻觅。
我去影院看了《红玫瑰，白玫瑰》，看了《色戒》，又看《倾城之恋》，看到张爱玲在人性深处蛇一般蜿蜒，刀子一般深入，我就又恍惚起来，不知身在何处，像迷失了家园。
我想起张承志在《鲜花的废墟》里说的话：“人必须爱一座城市，否则人就如一只乌鸦，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我想张承志说的城市，指的就是家园。我是拥有的。在我的拉萨，每一处细微改变，都被我如数家珍。我感到即便在梦里，走错了一段，都是一段惊喜。在拉萨的岁月中，我们慢下来，再慢点，慢慢走路，慢慢睡觉，慢慢起床，慢慢思考；生命和光阴慢慢地，一寸一寸度过。画唐卡的大师、建筑房屋的工人、思想家、医生，都不着急，因为生命永无停滞。而当某一天，我和母亲越来越像，和外婆更像，此生我老了，我的余生，将在拉萨结束，就像之初，在拉萨诞生。这是每个挚爱拉萨的人，至始至终的心愿。
张爱玲却选择了出发。1955年11月她只身去往美国，从此，她像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升起的一颗璀璨星辰。
她的历程上这样记录：1956年，张爱玲获得新罕布夏州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的资助，在基金会庄园专事写作；1958年获加州杭廷顿哈特福基金会资助，在加州专事写作；1960年，爱玲成为美国公民；1967年，获任纽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驻校作家；1966年获任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此间还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同时，位于麻省康桥的雷德克里芙大学中朋丁学院也向她发出邀请；1969年，张爱玲获任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继续红楼梦研究。美国著名的学院、文化和研究机构都向张爱玲开启大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的影视出版界也先后出版张爱玲的诸多作品。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的出走成就了她的文学，躲过了国内的劫难。但最后，在长达33年中，她像是用33年建筑着自己的沙漠，时光如风拂过，不留踪影，只留给世人一个关于张爱玲余生的不解之谜。
一天，又读她的文字时，我突然看到这样一段告白：“我愿意保留张爱玲这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我不由叹息。张爱玲在最后的人生中离群索居，没有柴米油盐，更没有水和太阳，只有一扇紧闭的门。
人间，就这么可怕吗？
我去到上海，走过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往事，在阴霾的雨季里，从心底里也似乎散发出一股子腐朽的霉味。穿过十里洋场，在黄浦江畔传来悠长的汽笛声，听上去有点像西藏寺院里吹响右旋海螺的法号声，但四处寻觅，却不见寺院的红墙金顶，更没有一位身穿绛红色衣袍的僧尼。我想家了。我就无法想象张爱玲身在美国那么多年，冻结自己思乡情愫时，怎样刻骨铭心地痛着……
离开上海，朋友约我飞去另一个海滨城市。这里海水蓝蓝的，摇曳着，像一位庞大的母亲，怀抱着无以计数的生命。陆地上也是一样，母亲给我们以水为生，给盐如同生命的滋味。我的心境从张爱玲的故事走到浩渺大海的面前，不由开阔。可这天，不经意中，我竟看到了人间地狱。
地狱也不过如此啊！
一条又一条狗被贩来餐馆。竟有两条藏地的藏獒，耷拉着巨大的头颅，已经死了，说是先下了毒；还有街上抓来的流浪狗，骨瘦如柴也难幸免。宠物狗吓得浑身发抖站不起来了，而铁笼外面，太阳正午，那些人就当着铁笼里面的狗，拉出它们的同类，在它们面前残害。
院子里血流一片，血泊里白花花被剥了皮的狗扔了一地，还有几条没来得及被人剥皮的狗，刚被杀死，长着黄色、黑色、杂色皮毛的身体染满了鲜血还在颤动。朋友说，这样卖狗肉的餐馆很多，快要入冬了，流行吃狗肉——她说这些时，铁笼里传来凄厉的哭声，望着那一双双绝望、哀伤的眼睛，我恨不能马上逃离这个海滨城市。在我就要乘机而去时，回望大海，我突然惊恐地看到，无数捕杀的渔民正要起航，他们在大海母亲的怀抱，将残杀母亲的孩子水里的生物，就如同手足相残——悲愤的母亲在咆哮……
四
人性的恶，已被张爱玲写尽，杀戮却还在继续。回到拉萨，在海滨看到的血腥场景时时浮现眼前，这天，当袅袅的光从雨后的草地上升起，我把张爱玲的书放回到书架，我不再读了。除了文学，我想，我该去佛前祈祷，为那些被残害的生灵祈祷，也为张爱玲来生能到西藏祈祷。在这片早已放下屠刀，全民皈依佛法的高地上，我祈祷张爱玲笔下阳光灿烂，祈祷她的笑容永绽光芒，祈祷人类心灵终能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