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在他们不分昼夜的建设中，变得越来越喧闹和“繁华”，使沉醉在童年时光中的我，感到有些无法适从。1999年，当我在美丽的娘热沟拍摄一个电视短片时，我终于又看到了童年记忆中的马兰花，一簇簇绽开在山野；纯白的羊儿在山涧跳跃着；溪水从白色的岩石上落下哗哗的瀑布；还有，曾出现在我梦中的古老宫殿矗立在山上，在夕阳中绽放着金色的光芒……
我激动地告诉我的女友央金，我想留住在这样的村庄里。
在女友的疑惑中，我很快选中了一块有溪水流过的草滩，开始建设我的家园。那时，我和我的尼姑女友色嘎，坐着大卡车，去往山上娘热乡矿业公司的采石基地购买建材。娘热乡山上的石头是红色的，里面有奇异的图案，我和色嘎抚摸着这些美丽的岩石，一面欣喜地听着藏族采石工人们的歌。当时，他们该是所剩无几的藏族采石工了，规模也很小。但除了石头出自乡里的藏族石匠之手，比如水泥、钢筋、玻璃和屋顶的防水材料等建材都必须从内地商贩处购买。想来想去，内地建筑队和买卖建材的都是一路人，就包给了四川的韩老板，只留下围墙承包给了色嘎介绍的藏族包工头加央。加央又四处找来了一些藏族民工，临时组成了一个建筑小班子。
两个多月后，四川民工加班加点地迅速完成了房屋的修建。虽然用不规则的石头修房子他们并不在行，房子的外观也不能和藏式传统楼舍相媲美，但世间，像我这样任何事情都想赶时间的现代人，还能拥有其他更多吗？
这时，和四川民工同时开工的藏族工人们，竟然还没有修完围墙！他们干得悠然自得，每天中午坐下来吃饭喝茶就要花去近两个小时，劳动时，他们当然还要唱歌。那些歌声和着潺潺溪水，时高时低，仿佛预示着我向往已久的那舒展的生活。
但两个月过去了，楼房都盖好了，这围墙……我有些着急，加上藏族工人始终不能明确修建围墙的价格，变来变去，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
从此，我认识到，无论他们的歌声多么好听，他们的手艺多么精细，但我是无福，也没有时间享用了。
后来因为施工造成的破坏，院子里急需重新铺草甸，我不得不再次请藏族民工来干活。
这天，太阳好极了，民工们吹着口哨，哼着歌谣开始了劳动。他们仔细地把地面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青草，还在每一个拐角的地方，把草甸修砌出自然而柔和的轮廓。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吃糌粑，一面欣赏着草地，和我商量应该如何铺得更美。下午5点左右，他们在院子中央精心铺成了60平方米左右的圆形草甸，他们围在草甸周围弯着腰左看右看，那神情真是比我还欣喜。
“大姐，您今晚多浇水，明天草甸上的花儿准会开。您瞧，有紫色、黄色、白色，还有粉色……”一位中年男子像孩子一般趴在草甸上，一双惊喜的眼睛一面在密密的草甸里寻找花骨朵，一面对我说道。
虽然还剩下一些地方没铺完草甸，但他们看上去心情极好，似乎要庆祝或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他们放下劳动工具，拿出青稞酒，在草甸上围坐下来，开始了饮酒、摔跤和快乐的打斗。再后来，让我看花的那个男子干脆在草甸上美美地睡着了……
劳动的快乐像一首史诗，使这个民族拥有高贵的精神。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2007年，一个内地民工一天最低的工钱为一百元，一个藏族民工的日工资最高才四十元。市场经济，也正在以它简单粗暴和急功近利的方式，将所有的劳动门类沦丧为一种纯粹的生计，我们每个人，不觉中也已变成了组成它的一部分。
在拉萨的“雪新村”、“天路”等地，每天站着很多西藏农村的强壮劳动力。他们从早到晚地翘首等候着，只为找到一份为内地民工打下手的活路。
他们从农村来，大多没有现代建筑方面的技术。即使干得一手好木匠活，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内地的木工几乎不再刨木头或雕琢，他们用的都是成板和钉枪，其速度和质量的虚假度都让藏族传统木匠们瞠目结舌。但市场却认可他们。所以，面对诸如此类，藏族民工的处境就好比一个人还没来得及从梦想中醒来，就被置于了死地……
在那些汉藏混杂的工地上，我看到藏族民工通常干的是搅拌水泥、搬运石头等体力活。他们似乎没有因为挣的钱少而自卑，仍然在劳动中情不自禁地放声唱歌。这时，在楼上糊水泥的内地工匠，一口气不歇，一口水不喝地埋头苦干着，当他听到藏族民工没完没了地唱歌，不觉恼火，就对着藏族临工大声吆喝道：“唱什么唱？！快点儿干活！”
这声精辟的呵斥，像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意外的是，我家房子装修那年，几位汉地工匠没有雇藏族小工，带来的帮手却是他们的藏族妻子。
三十出头的油漆匠小李师傅是福建人。细细的腰，长长的身段，皮肤很白。他来西藏据说有六七年了。帮他打下手的是一个藏族女孩，是他的妻子。她有一个藏族人很普遍的名字：格桑。她个子挺高，有些胖和黑，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吧。她和李师傅说话时，汉语真是很蹩脚。她的家在西藏某农村。她是在工地上打工时认识小李师傅的。格桑不爱笑，干活时也不唱歌，只是和另外一个木匠小张师傅的妻子卓玛在一起时，才有说有笑。
木匠小张师傅是四川人，面相很善，很秀气。他是仁波切介绍来的。（哈，据说仁波切那四川口音的汉语，就是小张师傅在仁波切家干木匠活时教的！）
我悄悄问小张师傅：“喂，你们怎么都找藏族女孩结婚呀？”
小张师傅很腼腆，不肯说。李师傅在一旁笑。晚上，小张师傅的父亲张老头留住我家，其他人都回去了。我给老头儿买了几瓶他爱喝的啤酒。几杯下肚，老木匠话多起来：“小张那龟儿子前头找的也是一个藏族女娃子。那个女娃子懒得很，每天睡懒觉不起床，更不会做饭，还生病，花了我们万把块钱才治好。后来不出一年，活该把龟儿子给甩了，跟别人跑啰！”
我给张老头端来一盘我炒的宫爆肉丁。老张和小张不一样，他有六十多岁了，一脸的胡子拉碴，他不用钉枪和成板干木工活，所以，我把置放玛尼转经筒的六角木亭的重要活路分给了他。
“好吃，你的手艺不错嘛！”老头醉眼蒙眬的。他干活也很慢，但木工活的技术真好！
“你现在的儿媳妇卓玛对你好吗？”我给他斟上一杯酒问。
“好，好，好个屁！她什么都不会做！”老头的唾沫星子乱飞，差点儿喷到我脸上！
“那小张为什么找她呢？”
“图省钱嘛！在老家娶一门亲要花万把块钱。”
“娶卓玛就不要钱啰？”
“是嘛，藏族女娃子要啥子钱嘛！”老头满脸通红，又喝醉了。
第二天，我找空问小李师傅：“你们在老家娶亲要很多钱呀？”
小李师傅挥动他长长的胳膊一面朝墙上刷乳胶漆，一面笑道：“在老家找老婆不仅要花钱，人家还不愿意来西藏！”
格桑在一旁帮李师傅刮腻子、递工具什么的。她羞涩地对我
笑笑。
“他对你好吗？”我用藏语和格桑聊。格桑的脸红了。卓玛在那头用藏语笑道：“喂，说呀，他对你怎么好的……”
格桑把手上的刷子扔过去，追着卓玛要打。
“喂！喂！闹什么闹，干活！”小李师傅等着格桑递乳胶漆，没好气地呵斥道。
“呸！叫什么叫！”卓玛叉着腰朝小李师傅骂道。
“她凶得很！”小李师傅对我笑道。
“你们俩为什么找汉族？”我问卓玛。
“汉人能干，能养家糊口。”卓玛想都不想地说道。
“不要脸！你说汉人能干什么？……”格桑也戏谑道。卓玛又追过来了，她俩又笑又打。小李师傅和小张师傅无奈地骂了几声，对我笑道：“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就不好好干活……”
其实，除了和汉族通婚外，藏族农村来的女孩和回族商贩通婚的也不少。回族商贩比汉族商贩更能吃苦，他们常推着小货车，顶着烈日在娘热乡的山路上做生意，还能很快学会藏语。娘热乡路口一家开日用百货的回族两兄弟，就分别娶了两个农村来的藏族姐妹。姐姐已经生了，妹妹肚子也大了，姐妹俩一个抱着孩子，一个挺着大肚子照看着商店，变得和回族妇女一样勤恳而不苟言笑。而拉萨的焊工、日用杂货等等行业也几乎都是回族人在做。
现在，娘热乡的农民们也在几年前把大部分农田租给汉地菜农，纷纷涌入城镇打工去了。所以，照这种趋势，除了城市更加拥挤混乱，农村以后也不会有太多的活路等他们回来。何况汉地菜农们在土地里施入大量农药、化肥后，还能马上种出芬芳的青稞吗？
许多事情，不是渺小的我能够明白和把握的。所以，我能做的，只是稍微改变一下家里的面貌。
今年五一期间，我便雇来几位藏族民工，帮我维修水渠、院墙什么的。我之所以雇用藏族民工，是因为他们的工钱比汉族民工便宜得多，何况家里的活儿也没什么技术难度。但我仍做好了耐心等候他们完工的心理准备。每天外出前，我便嘱咐保姆，别忘了给他们送酥油茶，下午送青稞酒，还有，把他们唱的那些好听的歌记下来……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民工们竟在两天内完成了我估计需要五天的活。我发给保姆的本子也空着。保姆说：“他们哪有时间唱歌！连午餐都吃得很快，也没在劳动的间隙喝酒。”
“一首歌都没唱？”我不相信。
保姆肯定地点点头。我的心里暗暗吃惊，不知该欣喜还是遗憾。但我仍不太放心：他们会不会把活干成汉族民工通常的质
量呢？
经过检查，还好，他们利用旧砖砌起的院墙很规整，水渠的弧度也是美丽的。
家里维修的过程，就这样寂无声息地结束了。后来，望着新修好的院墙和水渠，我总感到有些怅然若失。因为，除了水泥和砖，再没有其他可以缅怀的。
而从此，在每天接送旦拉回家的来来去去的路上，从那些藏族民工正在施工的地方，我再没有听到过一次歌声或者劳动中的嬉闹声。抬眼望去，只见藏族建筑队的民工们已显得训练有素，毫不懈怠地专心抹着水泥，修建着钢筋混凝土的小楼。他们的神色虽然还不像汉族民工那么严肃，但也没有了过去的笑容。他们中的一部分看来已掌握了现代建筑技术。他们的优势还在于造价便宜，能够充分利用旧建材，能够修建标准的藏式民居。他们在建筑市场的竞争力似乎正在复苏……
也许，伴随这种遥远的期望，动听的歌谣将永远消失。而没有歌声的劳动，剩下的，只有劳动的残酷。同样，从劳作中分离的那些歌谣，保护下来以后，复原的只能是一种假装的表演，而非一个民族快乐的智慧。
那么，我们该要什么呢？是底层人们的活路，还是他们欢乐的歌谣？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两者竟然成了一种对立，而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全部真实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