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窗前六经读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而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之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和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不过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前后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荀子.大略》中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科举制未实行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制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就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中，只求学而不入仕者则是少之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定会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较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崇尚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将儒学经典作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严防特权侵入，定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因为科举制度具有以上所说的这些特点，有利于稳固封建统治，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到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越南也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的科考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国家和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其实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经济、社会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儒家经典的传播、中华民族的融合、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绝对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除皇帝、贵族等极少数的世袭者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制度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出身于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了思想，又摧残了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因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为了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终于在1905年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很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唯才是举、广泛参与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它能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科举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中的缺陷，而我们却对拥有着上千年根柢的考试制度嗤之以鼻，不再重视。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落红化泥更护花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