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的丧失和各阶级间的分裂是如何导致旧制度灭亡的
我刚描述了旧制度中导致其灭亡的最致命的弊端。本章我想探讨一下造成这些奇怪又危险的弊端的根源，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
在中世纪初，如果英国丧失了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地方独立性，那么这个国家将无法生存，组成贵族的各个阶级就很有可能会彼此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法国，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在各个阶级彼此分裂的同时，他们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但正是自由把各个阶级凝聚在一起，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就能找到契合点重新团结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被欲望驱使的英国贵族在必要时能团结下层人民并平等相待。之前我所援引的亚瑟·扬的书是现存的了解中世纪法国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著作之一。他讲到有一天他偶然到利昂古尔公爵家的农场去，便想问能干又富裕的农民们一些问题。公爵让管家把农民带来，这位英国人发表评论说：“在英国贵族的家里，如果有三四个农民被邀请来会见我，他们能够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用餐。在英国这种事我都习以为常了，见过不下一百次。然而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儿也见不到。”
当然，英国的贵族本质上要比法国的更傲慢，更不愿意和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接近。但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掌控形势，他们不惜做任何事情。在英国，几百年以来，除了为了保护穷人的利益而推行的不平等纳税之外，其他的苛捐杂税已不复存在了。请大家思考一下，两个如此相似的民族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会怎么样。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穷人享受着纳税特权，而在法国，却是富人。为了能掌握国家的统治权，英国贵族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而法国贵族仍享受着免税特权，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十四世纪，有一条准则就是“没有征得同意不得征税”，这条准则深深植根在了英法两国。人们经常说违反了这条准则就相当于施行暴政，遵守它就是遵守法律。就如我前面提到的一样，我发现在那个时期英法两国在政治体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的命运逐渐分道而行，并渐行渐远了。它们的命运就像是两条线，从相邻点出发，但因为角度不同，线越长距离越远。
我敢说，国王约翰被俘和查理六世患痴呆症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骚乱，所以国王可以不经人们同意而征税，胆小懦弱的贵族们因为自己不用纳税而窃窃自喜，而听任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时起便埋下了祸根，驱使着旧制度走向灭亡。我很欣赏科明尼斯的独到见解，他说：“查理七世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征税法案的辩论，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赞同，但这给他的灵魂以至于后继者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并给他的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它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隐隐作痛。”
的确，回想一下那些创伤是如何越来越重，并殃及后世的。
就像福尔勃奈在他的著作《法国财政研究》中所说的，中世纪时国王们一般都靠领地的收入生活。他还说：“既然特殊需求由特殊捐税提供，那就由教士、贵族和人民共同承担税务吧。”
十四世纪，多数的普遍捐税都是由三个等级直接投票决定的。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税都是间接税，所有消费者均需缴纳。有时是直接税，这是根据收入多少而不是财产多少来征收的。比方说，贵族、教士和资本家每年需上缴给国王十分之一的收入。经三级会议表决通过的普遍捐税同样适用于各省三级会议在本领地内的捐税。
称作军役税的直接税从没向贵族征收过，这倒是事实。无偿服兵役的义务使他们免于纳税。但作为普遍捐税的一种，军役税在当时并没有大范围征收，主要集中在各个领地，而不是整个国家。
当国王想倚靠自己的王权征税时，他意识到了不能针对贵族征税，因为那时贵族们成立了一个与王权针锋相对的危险阶级，他们绝不会忍受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于是国王选择了一项他们免交的税种：军役税。
因此在其他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项普遍捐税，从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从那时起，随着中央政府特权的加强，国库需求日益增长。军役税也逐渐变本加厉而且种类繁多起来。很快它就增长到了之前的十倍。所有新增的税收都打着军役税的旗号。年复一年，随着逐渐征收的重税，各个阶级逐渐分裂，人们渐渐疏远彼此。从那时起，让无力纳税的人们交税，为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成为了税收的目的。这导致了富人免税、穷人缴税严重的后果。有人说马扎然由于缺钱就想要向巴黎的富人征税，却遭到了其中部分人的阻挠，于是放弃了，转而把他需要的五百万里弗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当然这样做国库并没有任何损失。
尽管如此病态地征税，但收上来的钱也是有限的，因为君王们奢求无度。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以牟取补贴，更不敢向贵族征税，因为这会激怒他们，使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君主在理财上的恶习。这是君主制最后的三百年里国库财政管理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人们必须详细地研究旧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但失去公众监督和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保障，并不畏惧革命这个人民最后的保障时，贪欲会迫使它采取残忍且可耻的手段统治国家。
王室年鉴的每一页上人们都能发现王室财产被变卖后又旋即被收回，原因是它们属于非卖品。通过被破坏可以看见的合同，在上面已赋予的权力无人承认。每逢危机，都以牺牲国家债权人的利益来解决，政府不断失信于民。
永久赋予的特权随时可能被剥夺。如果有人能同情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遭受痛苦的人们，那么他应该会同情那些贵族的命运吧，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买回空洞的头衔和不公平的特权，尽管他们已经买过好多次了。路易十四就取消了长达九十二年的所有贵族头衔，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他亲自授予的。贵族们可以保有这些头衔，但必须缴纳额外的费用，根据法令，“所有头衔都是未经同意而获得的”。八十年后，路易十五也这样做。
禁止自卫队士兵找别人代替他，因为据说这会增加国家征兵的成本。
城镇、社区、医院也不得不违背他们所作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省下钱借给国王。教区不得兴办有益的项目，怕花销太大而无力缴纳军役税。
据说总监奥里先生和桥梁道路工程局负责人特律代纳先生曾想出一个方案，要把每个区的居民都缴纳的一笔钱用于道路维修，以取代修路徭役。他们很聪明，后来又放弃了这项计划。据说他们的考虑是，害怕募集资金之后，政府会想办法揽入自己的腰包，这样纳税人不仅要承担起纳税的义务又要承担修路的责任。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人们处置个人财产的方式就像国王支配国家财产那样专横，那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进法院，受到法律的制裁。
当你发现中世纪的某种旧机构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其弊端日益加剧却能得以继续存在时，你应该去深入探究其原因。你会发现财政方面曾经的权宜之计后来转变为了一种制度。你会看到，为了偿还一天的债务而设立的权力机构会持续几个世纪。
在很久以前，有一种特殊的税叫做封地获取税，是向那些拥有贵族封地的平民们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种导致了人们在土地和人际关系上的隔阂，而且这两种隔阂在彼此的作用下愈演愈烈。我不清楚，相比其他苛捐杂税而言，封地获取税是否在分化平民和贵族上起了作用，因为它妨碍了贵族与平民的融合，因为人与人之间消除分歧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拥有地产。就这样，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宽的鸿沟，无法逾越。相反，在英国，自十七世纪以来废除了世袭领地和平民土地间的差异，反而加速了两阶级的融合。
十四世纪，封建时期封地获取税很轻，而且很久才征收一次。到了十八世纪封建制度快灭亡时，这项税款每二十年便征收一次，纳税的金额相当于平民一年的收入。父亲死了，儿子要接着纳税。一七六一年，旅游农业协会说：“这项税款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在国王向民众所征收的税中，在农村里征的税尤为繁重。”
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说：“这种税本来应该一生只征收一次，现在却变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连贵族们自己也希望废除这种税，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阻止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但国库的需求迫使他们继续征税并且变本加厉。
人们一直把工业行会所造成的一切弊端都错误地归咎于中世纪。所有的事实证明，行会师傅和理事会最初只起着联系同行业成员纽带的作用，并且在每个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的自由的管理机构，其任务是对工人们既援助，又控制。路易对此似乎很满意。
直到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劳动权才被视为一种特权，国王可以拿来卖钱。这样，每个商会都演变成了一个个紧密团结的官僚组织，最终事实证明，垄断组织的成立极大地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对此我们的先辈曾深恶痛绝。亨利三世虽然不是这个弊病的创造者，但是并没有加以阻止反而使其能在法国大行其道，到路易十六时，这种弊病才得以根除。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行会制度的弊端在不断地增长蔓延。在此期间，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弊病更加忍无可忍，于是公众开始把目光放到这些弊病上。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失去自由，旧行业的特权有所增长。在路易十六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些弊病变得无比深重。因为国王对金钱的需求空前膨胀，但他却坚决不向人民求助。
就像勒特罗纳在一七七五年说的那样：“国家设立的工业联盟只是为了寻找财源，政府会时不时地强迫这些联盟购买营销许可证并设立一些新的机构赚些外快。一六七三年的法令集中体现了亨利三世设立各项原则的恶果，勒令联盟购买批准证书， 并且强迫手工业者加入工业联盟。 凭借这些肮脏的手段政府赚取了三十万里弗。”
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城市的体制已被打乱，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想为国库捞取更多的钱财。
对金钱的需求，加上不愿向三级会议提议，导致了买官卖官逐渐制度化并屡次发生，成为法国独有的“特色”。作为政府理财思想的产物，买官卖官制度使得第三等级通过买官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整整持续了三个世纪，经久不衰。对官职的渴望深深植根在了人们心里，这也成为了后来革命和奴役的共同根源。
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加，政府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但是因为免税政策和特权泛滥，并没有任何成效。不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出于国库需求而设立的无用官职泛滥，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六六四年，经科尔贝尔调查发现在买官上人们的花销高达五亿里弗。据说黎氏留废除了十万个职位。但他们很快又巧立名目，重新设立起来。政府为了一小笔钱就可以放弃引导、控制并约束其代理人的权利。一个庞大、复杂、繁琐并且没有效力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没有作为，也不指望它能够为人民服务。同时，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更高效和精简的政府工具，以办理那些官员看上去在办而实际上没做的事。
如果允许讨论这些讨厌的机构，他们肯定没有一个能维持二十年。如果当时能定期召集大家讨论，听取人们的抱怨，这些机构压根儿就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增加。 在几百年来为数极少的几次三级会议上，人们一直不断地反对这些机构的设立。 有时我们会发现，由于自大的国王有权随意提高税收，所以人们把这当成了所有弊病的源头。按照十五世纪时的说法，“国王拥有未经三级会议的同意和商议就随意侵占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对此人们纷纷谴责。三级会议不仅关注自身的权利，而且还会坚决拥护和尊重各省和城市的权力。随着会议的召开 ，三级会议里反对纳税不公的呼声日渐高涨。三级会议反复呼吁取消行会制度。几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抨击卖官制度。他们说：“不管是谁，只要卖官就有失正义，就是无耻的行为。”在卖官制度确立后，三级会议还继续抨击滥设官职这种现象。他们大胆地反对无用的职位和有害的特权，但总是无功而返。这套机构恰恰是为与三级会议针锋相对而建立的。它的产生绝不是为了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眼皮下，掩饰捐税的真面目。
记住，最好的国王和最坏的国王会做同样一件事。是路易十二确定了卖官制度，但是亨利四世使这一制度得以世袭。其实制度本身的弊端要比推行这项制度的人美德大得多。
由于想要避开三级会议的监管，三级会议的大部分政治职权都转到了最高法院行使。这造成了政府中司法职权的混乱，对良好的社会秩序危害极大。有必要假装去建立一种机构提供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权力，因为法国人有耐心去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施行暴政，他们就不想和政府正面冲突。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专制政权前面设置一些障碍，因为这样虽不能阻止专制政权，至少有点遮挡的效果。
最终，由于政府只索取钱财，从不保护人们自由的行为，加速了各个阶级间的分裂，使得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无法联合起来，这样政府需要对付的就不是集体力量，而只是零散的个人力量。纵观这段历史，许多伟大君主相继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以智慧、才华闻名，大部分都谋略过人，但没有一位君主试图使各个阶级团结起来， 而使他们都依赖于政府。等等，我好像说错了，确有一位君主曾想过这样做并尽力去做了。而这位君主正是路易十六，谁能揣测出上帝的旨意呢？
阶级分裂是旧王朝的产物，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借口。因为如果国民中最有教养和最富有的人们没有了共同利益，在政府中不能愉快合作的话，国家的治理就会变得一团糟，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介入。
杜尔戈在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感伤地写道：“在一个被条条框框束缚的国家里，人们不会团结起来，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民族，彼此之间没有羁绊，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彼此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乡村和城市没有交流，城市与所在行政区也联系甚少。他们甚至在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上都会产生分歧。在这场私欲与企图的无休止斗争中，陛下不得不亲自决定一切，或由陛下委任某人定夺一切。在有人为公共事业做出贡献，尊重他人权利之前，人们等待您的指令，这有时也是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形同陌路或相互为敌，所以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为共同的事情共担责任，这绝非易事。相比之下，让他们彼此疏远似乎更容易。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大约六十年前，构成法国旧时期的各个阶级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种种障碍和隔阂后，想要重新接触彼此时，他们首先碰到的却是对方的痛处，结果是冤家路窄，再次出现相互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的嫉妒和仇恨还存留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