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是如何自然而然爆发的
本书结束部分，我想把到目前为止分别描述的一些特点综合起来，来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在我所描述的旧制度下自然而然爆发的。
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没有能力在不带来危害或激起愤怒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如果我们以此来思考的话，就不会对摧毁欧洲古老旧制度的大革命会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爆发感到惊奇了。
当我们注意到贵族阶级，失去了先前的政治权力，无法像封建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管理领导人民，然而却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极大地增加了金钱上的豁免权和个人优势。尽管虽然成了下属阶级，但仍旧享有特权，或者就像我先前所说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毫不吃惊，它的特权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如此的无法解释，令人憎恨。难怪民主嫉妒之火在法国人心中燃烧得如此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天。
最后，如果人们想到，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军队首领，但实际上这是一群没有士兵的军官，我们也就能理解它是如何在存在了一千年之后突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我已经说明，皇室政府是如何在废除了州自由，取代了法国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之后，操控了所有的公共事务，不论大小。其他的地方我也说过，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巴黎是如何从国家的首都变成了国家的主宰，或者说巴黎是如何成为整个国家的代名词的。这两个法国所特有的事实，自己就足以证明为什么一次暴乱就能完全摧毁能够经受几个世纪动乱的君主制，在它衰落的前夜，在那些想要推翻它的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的不可动摇。
由于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政治生活完全被扼杀最长时间的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民是如何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可怕的运动中去的。那些受到革命威胁最大的人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忙于开拓那条注定要把他们带入革命的道路。
由于没有了任何自由制度，也就没有了政治阶级、发挥政治作用的代表、组织有序纪律严谨的政党，再由于缺少了这些日常政治力量，公共舆论只要一苏醒，就感觉自己置于了哲学家的领导之下，人们应当预见，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一些抽象的原则和普遍理论所引导。人们看到，革命者们不是去一个接一个地抨击不良法律，而是去抨击所有的法律，作家们设想的政府的新制度将要取代法国古老的旧组织形式。
由于教会和所有将要被摧毁的旧的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大革命在推翻旧的政府的过程中也将要扰乱宗教。从这一点上看，无法说出当革命者的思想从宗教、习俗、法律对人们想象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这些革命者能做出什么惊人的鲁莽之举。
只要是一个认真研究过国家现状的人就能预见到，没有什么行为能如此鲁莽而不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能让人接受。
伯克在他的一篇强有力的小册子中说道：“人们竟找不到一个人能替最小的区抗辩；而且，看不到一个人能替他人担保。每个人都在家里束手就擒，无论是由于倾向王权主义、温和主义，还是所有别的什么东西。”伯克没有意识到他所哀悼的君主制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新的统治者。旧制度的行政机关已经提前剥夺了法国帮助别人的能力和愿望。当大革命来临的时候，人们在法国寻找十个能够纪律严明的一致作战、保卫自己的人，全是徒劳。中央政府被认为能够保卫自己，所以当皇室政府把中央政府交给至高无上而又不负责任的议会时，这个曾经温厚的机构开始变得可怕，没有什么能阻止或放缓它的步伐。君主制灭亡后，议会似乎无所不能。
在十八世纪，在权力的施展过程中，宗教的宽容、温和、人性甚至是仁慈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扬，看起来也更易被人接受。作为暴力最后栖息之所的战争权，本身已被缩小，变得缓和。但在这如此温和的风俗中最残忍的革命即将发生。然而，这所有的温和风俗都不是幌子，因为大革命的怒火刚一减弱，人们就发现同样的温和之举就立刻席卷法律界，渗透于整个政治习惯。
温和的理论与行动的暴力之间的差别，曾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只要是观察到，大革命的根基是由国家最文明的阶级铺垫的，却是由最粗鲁和野蛮的阶级付诸实践的，就不会为此感到吃惊。由于前者的人相互之间先前并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达成过共识，与人民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当旧政权一旦被摧毁，人民几乎立即掌握了领导权力。在那些人们没有自己掌权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思想灌输给政府。还有，假如我们考虑人民在旧制度统治下的生活，就不难想象人民会怎样做。
人民处境的特殊性使他们具备了一些罕见的美德。人民脱离了先前依赖的农奴制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不再依靠任何人，因而他们显得有节制和自负。他们习惯于遭受苦难，不注意礼节，在困难面前坚定不移。他们构成了一个单纯强健的种族，很快就要成为使整个欧洲屈服的强大军队。但同样的原因使他们成为一个危险的主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肩负耻辱，他们过着隔离生活，默默忍受偏见、嫉妒、仇恨，由于命运的残酷而更加艰难，他们能够忍受一切，也能把这一切强加于他人。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控制了政府，试图自己来完成大革命的任务。书籍提供了理论。人们付诸实践，他们改变作家的思想来适应自己的愤怒。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仔细研究过十八世纪法国的人，将会见证两种不同时代产生、从未指向同一目标的从人民内部发展出来的激情。
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是对不平等的强烈而又无法平息的仇恨。只要看见不平等它就会被激发，带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它带领法国人民试图去摧毁根基——中世纪残留物，只要道路清理干净了，就在上面建立一个彼此相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人民不仅要生活的平等，还要自由。
在旧制度的后期，这两种激情都很真诚，同样富有生命力。在大革命的开始，两种激情撞到一起，暂时融合，相互借给对方能量，最终点燃了所有法国人的心中之火。这就是一七八九年，这是一个虽缺乏经验，但充满慷慨、热情、气魄、恢宏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朽的记忆。经历革命的人以及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在地球上消失以后，人们依然会对一七八九年那段历史报以长久的钦佩和尊敬。那时，法国人以他们的事业和自己为骄傲，他们相信他们能自由平等地生活。伴随着民主机构，他们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自由制度，他们不仅清除了把人们分成不同阶层、集团、等级，使他们的权利比自身处境更加不平等的过时的立法；他们还一下子废除了更多的最近的法律，那些君主制的成就，这些成就剥夺了整个国家的自由，使每个法国人处于政府的监视下，充当他们的老师、监护人、压迫者。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当这发起革命的年轻有为的一代被打倒时，正如通常发生在试图做出同样事业的那些人一样，当对自由的热爱随着类似事件的自然顺序前行时，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憔悴下去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后来他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旧制度实际上已拥有了许多现代机构，它们不与平等违背，在新社会能够找到它的位置，但它对专制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人们在其他制度的残骸中寻找这些机构，会发现它们就在那儿。他们先前培育了各种把人们分割开来，并使他们服从的习惯、感情、思想。他们现在得到重生，被付诸实践。中央集权主义从废墟中被挽救出来，因为它被重新恢复，曾经限制它运转的所有东西还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的是一种比我们的列王曾经实行的更庞大的、更完备的、更绝对的权力。这一实践如此大胆，它的成功史无前例，因为人们只记得眼前的，而忘记了曾经见过的。统治者倒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还在。他的政府垮了，但他的管理机关还在。从那以后，无论谁试图推倒绝对权力，他只不过都是把自由的头颅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在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消失又重燃，又消失，又重燃。所以它会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在同一个时期内，对平等的酷爱则一如既往地存在于人民心中，它最先征服人心，始终与我们最珍贵的情感连在一起。对自由的热情随着不同的事件发生着变化，时而强烈时而舒缓，对平等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可谓到了固执、盲目、狂热的程度，随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随时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法国大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没有对先前社会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和辉煌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人们就不会理解旧制度灭亡六十年来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理解这些还不够，还需把握法兰西民族的本质。
当我想到法兰西这个民族本身的时候，我觉得这次革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惊人。这个民族如此充满对立，又如此爱走极端；这个民族做事受感情驱动而不是由原则指导，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期，时而在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出水准；这个民族，天性不可动摇，两三千年后我们依然能认知它的特点，同时他的思想和品位如此善变，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可能自己也好像忘记了一样；这个民族喜欢深居简出，因循守旧，但是如果非要他们出来做事，他们愿意勇闯天涯、无所畏惧；这个民族性情桀骜不驯，有时为了目标宁可忍受专制强权，也不愿接受自由的政府；这个民族时而逆来顺受，时而俯首帖耳，就连长期受奴役压迫的民族都为之感叹；这个民族没有反抗时，一个线就可以牵着他们走，有人反抗时他们就会无法控制，因此他们的主人经常被表象所蒙蔽，要么过分重视他们，要么低估他们；这个民族从没有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从自由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这个民族适合做一切事，但最出色的是战争；这个民族对机遇、力量、成功、辉煌和喧闹的崇拜胜过真正的光荣；这个民族对英雄主义的尊敬胜过对美德的钦佩；这个民族对天才的仰慕胜过对常识的认可；这个民族更擅长规划宏伟蓝图，而非亲自去实践完成它；这个民族是欧洲各民族中最辉煌、最危险的民族，天生适于变化，也最有可能是人们钦佩、仇恨、同情和感到恐怖的民族。因此，我想问：世界上除了法兰西民族，还有这样的民族吗？
只有这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激进、如此猛烈，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大革命。如果没有上述原因，法国人民不可能做到。但必须说明，这只适用于法国大革命，这些原因即使加在一起也不能完全解释发生在法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类似革命。
至此，我已到了这场值得记忆的大革命的门槛处，不过现在我还不想走进去。也许以后我会那么做，那时我会把大革命的原因抛在一边，去仔细考察大革命本身，而且最后会大胆地对大革命爆发的社会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