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①
① 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 《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 查良镛《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② 《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① 《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势》，《明报》1975年4月7日；《台湾局势不致剧变》，《明报》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①
① 《明报》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① 《利国利港，利人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