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他发表的《为保持自由法治而努力》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今后还想长期住下去，自当为此尽力。这和《明报》这张报纸、我们几十万读者，以及全港市民的荣衰祸福有密切联系。”
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12月9日，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此前，中国政府已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金庸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最初不无顾虑，担心读者误会《明报》和北京站在同一阵线，有损“作为一份独立报纸的形象”。有关负责人劝他，起草委员中包玉刚、李嘉诚等都是中立人士，这方面应该不用担忧。金庸考虑到自己只身南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建立事业与名誉，有了一个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这一切虽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于香港这一环境之所赐。”他说自己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时在大学里是学法律的，对国际法相当熟悉。他在香港有成千成万读者、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苦乐忧喜不能不深切关怀，参加这委员会纯粹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①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了邀请。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7页。
《香港的前途》封面
金庸为《香港的前途》读者签名
一些《明报》员工也向金庸表达过顾虑，他解释，在这里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他的实在极多，他常怀感激之情，有机会为所爱的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明报》的立场决不会因他担任“草委会”委员而有丝毫改变。②
当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59个委员中有23人来自香港，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第二天（6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目标是求“不变”》。十一天后（6月30日），又发表社评《对基本法的初步构想》，提出四点具体意见：“实际重于理想、经济重于政治、自由重于民主、法治重于平等。”“将来写成的‘基本法’，如果内容比较偏于保守，我相信总体上对香港会较有好处。毕竟，大多数香港人是怕变，是希望不变。将来社会上如果真有改变的需要，大势所趋，势不可当，一部‘基本法’也万万阻挡不了。”
1985年7月1日，金庸赴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临行前特地让《明报》印刷了中英文对照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附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相关文件，会上他将一百多本小册子分发给与会者参考。7月4日，他作了题为《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的长篇发言，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第一次获得国际性认可，如果在香港试验失败，还可以在别的地区再作试验。如果香港一试成功，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便快速得多。他说，“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原有的”三个字值得注意，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变而去搬抄别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金庸的发言引来热烈的掌声。年迈的雷洁琼拉住他的手，连连用英语说：“你的发言真是太精彩了！”参加会议的人中还有不少他的武侠小说迷，谈政治之余，也少不了谈他的武侠小说。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5—26页。
② 转引自孙宜学《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231页。
金庸办了一辈子报纸，年轻时的外交官之梦早已随风远去，而今年过花甲，第一次参与政治，他确乎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首次草委会全体会议上，到处是他活跃的身影，他是发言最多的草委之一，他的观点得到不少草委的赞同，一时风头无两。会议前，草委会秘书处通知各草委，会议消息只能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草委不能私下透露。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对这一规定表示不满，第二天分组讨论时，他要求改变这项规定，因为基本法起草工作只是一个立法过程，而按西方民主国家的习惯，每一项法案在通过前，都将进行公开辩论，全国人民可以知道各种赞成、反对、补充及修改的主张，舆论界也可提出任何意见。他的观点得到大部分草委的支持。他的建议被接纳，每位草委都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见，甚至公开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但绝不能透露其他草委的发言内容。①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下分五个专题小组，每个小组设两名负责人，分别代表港方、中央政府方，金庸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位负责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肖蔚云。
三、“苦心太息少人知”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五个专题小组中，金庸负责的政制小组问题最多，争论最多，自1986年4月成立以来，开会最多，工作进度却最慢。到1987年8月，草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时，其他小组都提交了完整的方案，而政制小组仍争议不休，尚未达成共识，只能在“征求意见稿”中列出各种政制方案。
1988年5月到9月，“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在香港居民中公开征求意见，金庸风尘仆仆，多次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交汇意见，并构思他的“协调方案”，希望能化解分歧。“征求意见稿”咨询期结束，11月12日，以基本法咨委会程介南、陈子钧为代表的中间派，在香港组织了一次会议，希望取得共识。包括“一九○人方案”“八十九人方案”“三十八人方案”等十个政制方案的社团都派出了代表，有七十多人与会，被称为“武林大会”，金庸担任大会主持，会上争辩非常激烈，最后没有举行表决，只是个协调会议。他认为，单以方案内容而论，不计每个方案背后支持的人数，主张以大选举团或选举委员会方式产生行政长官的，明显占到多数。
① 《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号，19页。
11月18日，金庸从香港乘直通车到广州，晚饭后和肖蔚云、李后、鲁平、毛钧年先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议”，达成一个意见，以金庸提出的“新协调方案”作为这次政制小组的讨论基础。他的新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的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机关直选议席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如进入第二阶段，行政长官将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第一阶段的千人委员会将改为提名委员会，推举五名候选人参加普选。立法机关则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结果，以决定直选议席比例是50%、75%或100%。
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政制小组会议上，金庸的方案一提出，草委廖瑶珠律师就反对以此为讨论的基础，认为这不是深思熟虑的，“他一夜可以想出来，一夜也可以改掉，我不相信一夜的天才”，不同意所谓“主流方案”的提法。金庸则说廖误会了他，他没有把香港人的方案踢走，这只是他个人的新方案，代替原先的旧方案，没有排斥别人抬高自己。结果仍以他的这个方案为讨论基础，廖表示保留和抗议。事后廖瑶珠对记者说，这是不合程序的，他如果只是与另一召集人肖蔚云商量是没问题的，“草委会从没有听说什么预备会，小组只有召集人，其他都是普通委员，他为什么要跟那几位开预备会”？①
消息传到香港，舆论一片哗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报纸都批评他的“新协调方案”过于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责他出卖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应，都不赞成“新协调方案”，包括一些向来亲中央政府的团体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方案的民主进程太慢。会议最后三天仍以“新协调方案”作为讨论基础，香港的反对声此起彼落。为了应对香港的民意，金庸将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前三届由间接选举产生，在第三届任内，由香港全体选民投票，决定第四届是否普选产生。这个方案最后成了小组的“主流方案”，经12月初的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将成为香港未来政制的蓝图。
① 《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13—14页。
金庸毫不讳言，在署名社评中说，“必须声明一下，笔者原来设计的方案远比目前通过的保守而稳健，是在内地几位草委的劝说之下，修改成现在的形式”。①他说，自己的方案每一条都可在港人所提的意见中找到根据，并非独创，他所做的只是他的本行——编辑工作，编辑之时有所取舍。早在1984年1月9日，他就在社评《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中指出，香港有些人对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画上等号。“我们的看法却颇为现实，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今后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无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条件不具备。”所以，他说实际上行得通的办法是协商制，而不是普选，目标是尽可能长期地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
金庸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各种猜疑纷至沓来，“苦心太息少人知”，这句诗就是他当时孤立处境的真实写照。有一天，欧阳碧在七楼见到他，有点担心地跟他说：“查先生……您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他笑眯眯地回答：“谢谢你，我知道的。”②
金庸手中还有《明报》，面对汹涌的批评，像60年代遭左派报纸围攻时用社评反击一样，这一次，他也通过《明报》社评为自己辩护。那时，他已不再每天写社评，而是由他和吴霭仪、徐东滨等轮流执笔。尽管如此，涉及中英、中央政府与香港之类的敏感议题，仍要照顾金庸的立场。有时到了紧要关头，社评员不敢下笔，非金庸亲自出马不可。他以后还下达过一张字条：有关民主要求、基本法等问题由他本人执笔。也有社评成员根据他平日的文稿修改，揣摩社评方向，甚至连语法笔法也尽量模仿他。资深执笔人董千里说：“我为《明报》撰写社论，自始至终，没有受到社方任何干预，但主要由于我的自律，而非他的宽容。”③